【遺民歷奇31】回憶起中大中文系的四大範疇──丙午馬年徵聯會友

【遺民歷奇31】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先後研修了五年，學士學位卻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所頒。如今在中大的歲月與我待在卑詩大學的年期相彷彿，令我回想起二校中文系之間的異同。
　　曾幾何時，母校的亞洲研究系底下可選的科目包括若干種語言，各不相同。據傳我是最後一名以「Chinese」（中文）為主修的本科畢業生。後來者的文憑上都先得冠上「Asian Studies」的字樣，纔在冒號之後道出語言文化的種性。
　　當年我們每修一科中文課，好像都在不斷翻譯似的。在〈中國詩選〉，我們必須背誦毫無詩意的逐字翻譯，例如：「Bed front bright moon’s light, (I) suspect to be ground top’s frost」。
而在〈《論語》選讀〉，我們的工作語言卻由英文轉成了現代漢語：「老師說：『有朋友從遠方來了，不也快樂嗎！』」這基本功固然重要，卻也相當乏味。
　　後來畢業，專業雖為中文，副修卻是語言學，自己只管沉醉於粵語研究，尤攻歷史語言學。所謂「十年磨一劍」，近年寫了些粵語由清初至民初所經歷的變遷，自問甚為得意。

　　中大中文系的學術則迥異，歷來著重四大範疇：語言文字、古典文獻、古典文學與當代文學。我在中大的年代，研究生有「講論會」的必修課，以讓各範疇的碩、博士生可以藉機交流學問。我因天資所限，僅學習到箇中的皮毛，卻能通過講論會，結識到志畧同而道相合的一羣諍友，這友誼纔最令我難捨更難忘。
　　中國語言學史上，曾有這樣的美談──趙元任與李方桂二先生好像訂下過如此的君子協議：趙先生專責研究各種漢語（Sinitic languages），而李先生則肩負鑽研中國境內外其他語種之責。元任先生既為「漢語語言學之父」，方桂先生則堪稱「非漢語語言學之父」。
　　我在中大也曾這樣與友訂交，只是我國人往往含蓄，丹鵬與我曾否立定明文協議，卻好像未嘗有過。那在中大交換的第一年，我在香港而丹鵬卻遠在北大，我們各自出門遊學去了。經人介紹相識，好像在崇基蘭苑。那時候，我已西返在即，與丹鵬只萍水相逢。
　　三兩年後，我的志願是繼包睿舜教授（Professor Robert S. Bauer，1946－　　）之後，著手調查二十一世紀粵語的語言變遷，丹鵬攻讀碩士學位卻另闢蹊徑，寫成《廣西龍勝伶話語音的歷史層次研究》一秩洋洋三萬言的專題論文。丹鵬後來考上博士，仍熱衷於廣西的語言面貌，把視野擴大至桂北地區的各種平話（平話與粵語的語言基因相交錯，彼此間的關係千絲萬縷）。我在學術上卻停滯不前，輾轉投身於教育行政界不輟耕耘。
　　好像當年因我強佔了「粵研」的園地，迫使丹鵬向西開拓似的。又好像當年假設沒有我，粵語研究的園地定必更恢弘壯闊。
　　丹鵬的學問，貫徹中西，英文造詣不比長於番邦的我為弱。他同時是詩詞朗誦的能手，參賽奪過獎，後來也曾膺任朗誦比賽的評判。我的吟誦技巧，更多虧丹鵬悉心指導，始得別樹一幟。
　　因為丹鵬一人能身兼中大中文系四大範疇而游刃有餘，我2021年底返加後，重投本地社區而遇上列治文公共圖書館一年一度的新春徵聯比賽，便隔洋邀得名家賞臉投稿。他那「金輪旋向，移方易位變新天」的對句，勻稱工整，毫無書卷氣，遂贏得此岸評判的掌聲。
　　今年列治文公共圖書館停辦了新春徵聯比賽，令我大失所望。偌大的公共機構，僅因人事變遷，居然無力續辦此項中西文化交流的盛舉，實在令人惋惜。
　　我向《Richmond News》（《列治文新聞》）投信表達不滿，當局回覆傳媒查詢，纔修正了用詞，表示比賽不過是今年「暫緩」了而已。只是凡事一旦「暫緩」，又多少能復辦有期？
　　我與列治文公共圖書館轄下的對聯學會交流不多，也不知道會長張士方先生曾否就丙午馬年向學會同仁出題徵聯，自己卻貪玩，擬出了以下這一句：

銜珠接福，歲尾靈蛇行好運

並英譯之：

Lucky pearl in mouth, the star-chasing viper slithers forth auspiciously

未知讀者諸君能否抽空賞臉，對對子賜教？中英文不拘，也只不過自娛以娛人而已。

 

文：歷奇

圖：歷奇

作者介紹：歷奇，生於香港，幼年移居加拿大，並於卑詩大學亞洲研究系畢業，主修中文，副修語言學。嘗在港工作十餘年，2021年旋歸溫哥華。在重新適應北美城居的同時，仍難捨香江因緣及情分，多所感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