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历奇31】回忆起中大中文系的四大范畴──丙午马年征联会友

【遗民历奇31】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先后研修了五年，学士学位却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所颁。如今在中大的岁月与我待在卑诗大学的年期相仿佛，令我回想起二校中文系之间的异同。
　　曾几何时，母校的亚洲研究系底下可选的科目包括若干种语言，各不相同。据传我是最后一名以“Chinese”（中文）为主修的本科毕业生。后来者的文凭上都先得冠上“Asian Studies”的字样，才在冒号之后道出语言文化的种性。
　　当年我们每修一科中文课，好像都在不断翻译似的。在〈中国诗选〉，我们必须背诵毫无诗意的逐字翻译，例如：“Bed front bright moon’s light, (I) suspect to be ground top’s frost”。
而在〈《论语》选读〉，我们的工作语言却由英文转成了现代汉语：“老师说：‘有朋友从远方来了，不也快乐吗！’”这基本功固然重要，却也相当乏味。
　　后来毕业，专业虽为中文，副修却是语言学，自己只管沉醉于粤语研究，尤攻历史语言学。所谓“十年磨一剑”，近年写了些粤语由清初至民初所经历的变迁，自问甚为得意。

　　中大中文系的学术则迥异，历来着重四大范畴：语言文字、古典文献、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学。我在中大的年代，研究生有“讲论会”的必修课，以让各范畴的硕、博士生可以借机交流学问。我因天资所限，仅学习到个中的皮毛，却能通过讲论会，结识到志畧同而道相合的一羣诤友，这友谊才最令我难舍更难忘。
　　中国语言学史上，曾有这样的美谈──赵元任与李方桂二先生好像订下过如此的君子协议：赵先生专责研究各种汉语（Sinitic languages），而李先生则肩负钻研中国境内外其他语种之责。元任先生既为“汉语语言学之父”，方桂先生则堪称“非汉语语言学之父”。
　　我在中大也曾这样与友订交，只是我国人往往含蓄，丹鹏与我曾否立定明文协议，却好像未尝有过。那在中大交换的第一年，我在香港而丹鹏却远在北大，我们各自出门游学去了。经人介绍相识，好像在崇基兰苑。那时候，我已西返在即，与丹鹏只萍水相逢。
　　三两年后，我的志愿是继包睿舜教授（Professor Robert S. Bauer，1946－　　）之后，着手调查二十一世纪粤语的语言变迁，丹鹏攻读硕士学位却另辟蹊径，写成《广西龙胜伶话语音的历史层次研究》一秩洋洋三万言的专题论文。丹鹏后来考上博士，仍热衷于广西的语言面貌，把视野扩大至桂北地区的各种平话（平话与粤语的语言基因相交错，彼此间的关系千丝万缕）。我在学术上却停滞不前，辗转投身于教育行政界不辍耕耘。
　　好像当年因我强占了“粤研”的园地，迫使丹鹏向西开拓似的。又好像当年假设没有我，粤语研究的园地定必更恢弘壮阔。
　　丹鹏的学问，贯彻中西，英文造诣不比长于番邦的我为弱。他同时是诗词朗诵的能手，参赛夺过奖，后来也曾膺任朗诵比赛的评判。我的吟诵技巧，更多亏丹鹏悉心指导，始得别树一帜。
　　因为丹鹏一人能身兼中大中文系四大范畴而游刃有余，我2021年底返加后，重投本地社区而遇上列治文公共图书馆一年一度的新春征联比赛，便隔洋邀得名家赏脸投稿。他那“金轮旋向，移方易位变新天”的对句，匀称工整，毫无书卷气，遂赢得此岸评判的掌声。
　　今年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停办了新春征联比赛，令我大失所望。偌大的公共机构，仅因人事变迁，居然无力续办此项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举，实在令人惋惜。
　　我向《Richmond News》（《列治文新闻》）投信表达不满，当局回复传媒查询，才修正了用词，表示比赛不过是今年“暂缓”了而已。只是凡事一旦“暂缓”，又多少能复办有期？
　　我与列治文公共图书馆辖下的对联学会交流不多，也不知道会长张士方先生曾否就丙午马年向学会同仁出题征联，自己却贪玩，拟出了以下这一句：

衔珠接福，岁尾灵蛇行好运

并英译之：

Lucky pearl in mouth, the star-chasing viper slithers forth auspiciously

未知读者诸君能否抽空赏脸，对对子赐教？中英文不拘，也只不过自娱以娱人而已。

 

文：历奇

图：历奇

作者介绍：历奇，生于香港，幼年移居加拿大，并于卑诗大学亚洲研究系毕业，主修中文，副修语言学。尝在港工作十余年，2021年旋归温哥华。在重新适应北美城居的同时，仍难舍香江因缘及情分，多所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