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評論】混淆情報與證據 損害我國民主韌性

［世道仁心］在總理卡尼試圖修復與北京的關係之際，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局長羅傑斯（Dan Rogers）警告，中國和俄羅斯持續鎖定我國，企圖取得政府和企業的敏感情報及高科技產品，並在北極地區建立戰略影響力。他更透露，有中國間諜試圖招募具備資訊及軍事專業的加拿大人。

「證據呢？有冇證據先？！」

每當出現涉及外國滲透我國的情報，總有人提出類似質疑，彷彿只要沒有像法庭證據般的時間、人物、地點等細節，所謂情報都只是捕風捉影。這種論調，是混淆了法庭證據（legal evidence）和情報（intelligence）的根本差異。

情報功能不是定罪

法庭證據一般由警方收集，目的是在公開審理中出示，接受交叉質詢，作為定罪依據。因此必須符合嚴格的取證程序、披露規範與對質權利，才能被法官接受。

情報的功能則完全不同，是要向政府提供建議與報告，以應對國家安全威脅。情報往往基於多源信息、機密渠道以及分析推演，其可靠性不以法庭證據標準來界定。

正如渥太華大學專業發展學院的《情報作為證據》（Intelligence as Evidence)簡報所指出，情報與證據雖同樣旨在保障社會安全，卻建立於截然不同的法律基礎上，「兩者收集、使用和共享訊息的方式，屬於不同制度，分別由不同的法律和機構指導，並基於不同授權」。

在加拿大，刑事罪行（包括涉及國安罪行）主要載於《刑事法》。警方可依法使用權力蒐證，調查涉嫌犯罪的個人，但不能依據《加拿大安全情報局法》（CSIS Act）展開刑事調查。

相反，CSIS的調查依據正是《加拿大安全情報局法》，信息來源可能涉及秘密監控或國際合作，通常不能公開，以保護線人與技術。

阻止陰謀成為罪行

情報的價值在於辨識趨勢與可能性，阻止危害國安的計劃付諸實行。在陰謀發展成罪行之前加以瓦解。

舉個例，一個恐怖組織策劃在渥太華發動襲擊，成功的情報行動並非收集法庭證據以便公開審理，而是及早向政府提供可靠線索，讓當局採取行動，阻止襲擊成形。

又例如，外國政府利用不同手段滲透本地社群，散播虛假訊息，企圖分化社會。情報工作的價值，不在於揪出一兩個人送上法庭，而是向政府和公眾提出警告，防止社會遭「認知作戰」侵害。

避免喪失預警和保護功能

簡言之，法庭證據是司法程序的基礎，情報則是國家安全的前哨。以前者的標準審視後者，是錯置要求。

情報未能全面公開，非因「沒有證據」，而是因為過度公開會破壞情報網絡與收集能力，導致喪失預警和保護的功能。

 保護安全而開放的社會

今年一月，外國干預調查委員會（Foreign Interference Commission）就海外勢力干預選舉及民主政制所作的《最終報告》中，點出了民主國家面對安全威脅時，透明與保密之間的結構性張力。

報告強調，為了保護加拿大及其盟友的重要利益，聯邦政府必須對部分事項保密，包括收集有關敵對國的情報，以及國安機構所採取的應對行動。此外，還必須保障那些擔心自身安全、無法公開透露資訊的個人權益。

換言之，適當保密是偵測、阻止及反制外國干預的必要條件。「這樣做往往有充分理由。保密能確保我們有效收集有關外國及其代理人的資訊；阻止對手利用這些資訊破壞加拿大的民主」，並且「有助於確保加拿大仍是一個安全而開放的社會」。

確保我國民主韌性，正是必須把「證據」和「情報」作出清晰分野的關鍵理由。

開放社會易成滲透目標

加拿大是一個法治、人權與自由度極高的開放社會。社會內部運作透明、社區多元，都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核心價值，但也因此更易於成為外國勢力滲透的目標。

專制政權往往利用制度不對稱，以國家力量在本地推動長期滲透與情報活動，不惜成本、不受監管地進行網絡攻擊、經濟滲透、人才招募與虛假信息戰。

正因如此，我國比封閉社會更需依賴情報機構的早期預警。

當心偷換概念縱容干預

面對情報機構的警告，輕率地以「無證據」等偷換概念的手法去淡化甚至否定，是削弱我國民主韌性，以質疑作為煙幕，縱容海外威脅在本地擴散，利用我們的核心價值進行反向操作。

在外國滲透日益精密的時代，當局必須負責任地加強偵測機制，並適時向政府和民眾通報。公眾則須提升資訊素養，避免被外國勢力利用開放社會的脆弱點，衝擊我們的國家安全和民主制度。

文：廖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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