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评论】少年遇刺反遭上铐　检视前线判断迟滞陷阱

［世道仁心］18 岁大学生诺瓦克(Henry Nowak)在英国汉普郡街头遇刺丧生，引发的争议已超越英国本土。

由于事件涉及种族议题，引发不少情绪性的争论。但对多元社会而言，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因种族和谐从不是单靠情感包容维系，合理与平衡的制度，是必要的土壤。

这宗悲剧迫使社会重新思考：在快速变动的紧急情况中，公共系统如何在推动文化敏感度与公平性的同时，不削弱前线人员作出冷静、客观判断的能力？

何竟忽视重伤者求救？

去年12月3日凌晨，诺瓦克返家途中遭迪格瓦(Vickrum Digwa)刺伤。警方抵达后，迪格瓦立即声称自己是遭受种族仇恨攻击的受害者，警员几乎未作查证便接受其说法，并将诺瓦克视为加害者。

随身摄影机画面显示，诺瓦克多次表示自己被刺伤、无法呼吸，但警员未有认真查看，甚至将他上铐。等到意识到伤势严重时，已为时太晚。汉普郡警方事后承认“严重失误”。

问题于是浮现：为何受过训练的警员，会忽视一名重伤者近在眼前的求救？

18 岁大学生诺瓦克(Henry Nowak)被刺身亡(左)   与 23 岁会计事务所职员迪格瓦(Vickrum Digwa)(右)。

23 岁会计事务所职员迪格瓦(Vickrum Digwa)以随身携带的匕首刺中18 岁大学生诺瓦克(Henry Nowak)，法庭的控方提供凶器证物中显示匕首上有血迹。

当警员到场时，行凶者称自己遭遇种族仇恨攻击，警员以手镣扣起18 岁大学生诺瓦克(Henry Nowak)，当时诺瓦克称自己中刀伤，不能呼吸。

害怕做错会否妨碍做对？

坊间对此有不同解释，包括确认偏误、现场混乱、对第一叙事的过度依赖。亦有观点指出，制度文化本身可能造成心理偏移。

英国全国警察局长委员会(NPCC)的《警务反种族主义承诺》明确指出，追求公平“不代表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也不代表采取‘色盲’态度”。本意是提升文化敏感度，但在街头层级却可能产生反效果：前线警员对“被指控为种族歧视”的恐惧被放大。

当一名不诚实的肇事者抢先指控被种族仇恨时，警员可能因制度讯号而过度修正，把注意力放在“避免犯错”与“避免被贴标签”上，而不是放在眼前那位正在流血的年轻人身上。这种心理偏移，最终酿成致命后果。

政策讯号影响风险计算

事件所反映的制度张力，并非英国独有。加拿大公共机构与执法部门近年亦逐渐由传统的“色盲式、公正式”模式，转向更强调反种族主义与结果公平的治理方向。

皇家骑警(RCMP)在《Vision 150》现代化策略中，将公平、多元与包容（EDI）纳入组织核心，并在官方文件中强调要以“坚定立场”对抗种族主义。各省亦推行“种族基础数据收集”（RBDC）制度，要求警员在使用武力、健康安检与逮捕时，记录当事人的“感知种族”，用以分析制度性偏差与族群差异。

虽然指引同时强调《无偏见警务政策》(Bias-Free Policing Policy)，以确保警务行为符合公正原则，但在前线实务中，制度讯号往往比文字更具影响力。

当警员知道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可能被量化、审计，并置于种族议题框架下检视时，其心理风险计算有可能因此出现变化。

一名警员在处理暴力嫌犯时，若对方立即指控种族歧视，警员便需同时面对两种风险：身体威胁与行政责任。在电光火石之间，若行政风险被过度置于情境判断之前，就可能出现与诺瓦克案相似的官僚性迟滞。

制度设计须鼓励良好判断

加拿大目前并无证据显示警务文化已出现与诺瓦克案相似的问题。但英国事件的教训是，任何追求公平与包容的制度改革，都必须同时考虑其对前线决策的实际影响。

政策制定者必须问：制度讯号会如何被基层理解？行政问责会否改变前线人员的风险计算？在高压情境下，警员是否仍能把保护生命放在首位？

这些问题未必已有答案，但值得多元社会持续检视。

制度设计的目标，不应是让前线更恐惧，而是让他们更有能力作出正确判断。当制度文化让前线人员更害怕“做错”而不是“做对”，最终付出代价的不是制定政策的人，而是那些在危急时刻最需要协助的民众。

文：廖长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