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评论】加印关系急转弯 慎防务实变冒进

【世道仁心】“市场多元化”（diversification）近期已成为政客最常挂口边的词汇之一，包括在不刻意提及“特朗普”的情况下，用来暗示我国与南邻的紧张关系。这完全可以理解。然而，我们不应过度强调这个概念，以致在与不同国家打交道时，忽视了其他同样重要的考量。

总理卡尼（Mark Carney）的印度之行，正好说明用“多元化”淡化其他严重问题的隐忧。

 干预活动戛然而止？

在此行的背景简报中，被问及印度是否仍透过外国干预、跨国镇压或暴力行为干涉加拿大时，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我想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信心这类活动已不再持续”，并补充说：“如果我们认为印度政府仍在积极干预加拿大的民主进程，我们大概就不会进行这次访问。”

回顾过去几年加印关系如何急剧恶化，这番说法难以令人信服。

印度干预我国的争议可追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涉及对锡克活跃分子施压，以及试图影响侨民社区。

这些由来已久的问题在2023年卑诗省素里市发生尼贾尔（Hardeep Singh Nijjar）遇害事件后急剧升级。当时渥京表示，掌握了指向印度政府涉案的可信情报，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冰点。

干预选举的第二活跃国

2024年，警方与情报机构持续调查与印度有关人士跟我国境内暴力事件之间的联系。

2025年1月，外国干预选举调查听证会的最终报告指出，印度曾在我国从事选举干预、对锡克社群跨国镇压，以及针对侨民的资讯操作。报告更指出，印度是仅次于中国、在加拿大从事与选举相关外国干预的“第二最活跃国家”。

如果上述印方的种种行为，真的在本周因几次官方互动就戛然而止，那真是大好消息。然而，政府并未说明如何得出此判断，也未提供足以支持该说法的具体依据。

外交部长阿南德（Anita Anand）在CBC节目中，被主持人追问是否认同“印度干预已停止”的说法时，只是反复强调与印度官员的对话“仍在持续”。

必须记取另一个教训

16个月前才驱逐6名印度外交官，如今渥太华在没说明如何得出结论的情况下，称干预活动已经停止，难免引发疑问。正如前杜鲁多政府的国安顾问汤玛斯（Jody Thomas）所说，很难相信“事情已经发展到他们所描述的那个程度”。

如果匆促推动多元化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摆脱特朗普政府的箝制，那么政府也应记取另一个教训：不要过度依赖那些长期以来威胁加拿大国家安全与公民利益的国家。

别让国家陷入更艰难处境

面对当前形势，看到对美贸易比例下降，也许令人振奋。但若为了短期内交出成绩而刻意忽视既有风险，并非明智之举。这或许有助于政府展示其有能力签成协议的本事，或可提高与美国谈判的筹码（前提是这对特朗普政府真的有影响），但长远而言，却可能让国家置身更艰难的处境。

卡尼在达沃斯谈到要“结盟中等强国”的演说，听起来颇具洞见，但现实情况却复杂得多。并非所有中等强国都一个模样。有些是非市场经济体，与我们的开放市场体系并不完全兼容；有些则利用各种方式渗透开放社会以图己利。

廻避“霸权”，不应成为推动经济多元化时唯一或压倒性考量。

卡尼政府在某些方面看起来颇为审慎。例如致力于加强与欧盟的盟友关系，以及于本周与韩国签署新的防务协议。然而，有些举措却显得仓促。例如今年一月访问北京期间将中国称为“战略伙伴”，又或者淡化莫迪政府所构成的干预威胁。

经济国安紧密交织

中国与印度这两个案例，并不只是关乎别国人权或价值观的问题，更涉及我们自身的国家安全。政府对这些国家的评估，不应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

某些国家的行为，确实可能对加拿大社会产生实质影响与后果。一些本地社群成员或会感到自己不再受到政府充分保护。正如长期批评莫迪政府的世界锡克组织（WSO）已表示，联邦政府的说法“并未反映”本地锡克社群实际面对的处境。

不被与核心价值无直接关联议题阻碍经济发展，是为务实；但为求快速交差而忽略国家和国民利益，则是冒进。

在地缘政治日益敏感的今天，经济与国安早已紧密交织。政府必须就国家利益与主权立场发出清晰讯号。唯有如此，方能既巩固长远稳定的贸易关系，也让国民安心，相信国际合作的底气来自我们的本钱和实力，而非以削弱主权为代价。

文：廖长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