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评论】借力南邻安全威慑 加须维持独立外交判断

【世道仁心】美军突袭委内瑞拉，直入官邸生擒总统马杜罗（Nicolas Maduro）及其夫人。

新年伊始，特朗普政府即以行动向全球昭示：“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依然是美国外交思维的重要基石。这不仅是观察未来国际局势的重要窗口，也是加拿大制定外交政策时无法回避的现实。

门罗主义着重地缘防御

1823年，前美国总统门罗提出“门罗主义”。在承诺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的同时，亦明言欧洲列强的政治制度与美洲本质不同，任何试图将其制度或势力延伸至西半球，都将被视为威胁美国安全的敌对行为。

“门罗主义”原以防止欧洲干涉美洲为核心，强调的是地缘防御。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框架逐步演变。

罗斯福推论开启“大棒政策”

1904年，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进一步提出“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将美国定位为西半球的“国际警察”，主张在邻国动荡或债务危机时，美国有权直接介入，以维持区域稳定与秩序，开启了以外交压力配合军事力量的“大棒政策”。

二战后，冷战格局进一步强化此模式。美国的目标不再是防范欧洲列强，而是阻止共产主义扩散，以“反共”为名塑造区域政治版图，确保西半球不致“火烧后栏”。

例如在1962年，美国总统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说明为何要“孤立古巴的共产主义威胁”时，便直接引用“门罗主义”正当化相关政策。

放不下的外交原则

进入1990年代，美国逐步淡化“门罗主义”。至奥巴马时期，时任国务卿凯里（John Kerry）更于2013年的美洲国家组织（OAS）中宣称“门罗主义时代已经结束”。

然而，特朗普如今高调宣示，“门罗主义”不但没有终结，反而被赋予了更具进攻性的诠释。

“唐罗主义”把盾牌当利剑

在活捉马杜罗后的电视演说中，特朗普指委内瑞拉“引入外国敌对势力，并取得具有威胁性的攻击武器，可能危及美国的利益与生命”，严重违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并将其追溯至两百多年前的“门罗主义”，而且宣称他的主张更为超越，称之为“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

添上个人色彩的“唐罗主义”似未有清晰的框架，但从实际行动观之，显然已超越“门罗主义”的防御性外交警示，将“盾牌”转化为“利剑”，作为行动授权的依据。

谨慎务实不拥护

回顾历史，我国对“门罗主义”的态度始终保持谨慎、务实、不拥护。

19世纪时，加拿大仍是英国殖民地，渥太华与伦敦都意识到，“门罗主义”在客观上排除欧洲列强在西半球的影响，间接保护英属北美免于卷入欧洲冲突。

成为主权国家后，加拿大的看法依然是既肯定其区域稳定价值，亦对其宣示美国在西半球的权威保持警惕。20世纪初，总理罗利尔（Wilfrid Laurier）等领袖认为，美国海军力量确实提供了安全屏障，但也清楚意识到“门罗主义”反映的更多是美国的区域主导，而非中立的法律原则。

简言之，与超级大国为邻，在价值与利益大致相符的前提下，我国选择与“门罗主义”保持距离，却同时务实地利用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坚守法治多边自主原则

面对美国重新包装、更加强势的“唐罗主义”，我国可从两百年来与“门罗主义”的互动经验中学习。以策略性模糊维持外交空间，既不盲目附和，也毋须正面对抗，从中取得必要的安全缓冲。

必须认清的是，共享安全并不等同于从属。美国的军事力量固然形成事实上的屏障，但我国必须要维持独立的外交判断。在国际局势日益复杂的当下，美国的取态固然令人忧虑，而我国所面对的现实安全挑战（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圈的战略企图），同样不容忽视。低调利用美国的安全威慑，并不代表要公开拥抱其战略叙事。

我国面临的课题，不是应否接受“唐罗主义”，而是如何在各强权重塑国际秩序之际，坚守法治、多边主义与自主外交的核心原则。这既是加拿大在北美立足之道，也是能为世界提供的价值所在。

文：廖长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