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明理】何以滿城盡是娼？

根據香港著名歷史學家冼玉儀博士所著述的《穿梭太平洋：金山夢，華人出洋與香港的形成》，即使後來惹來美國人的反感，引起輿論撻伐，妓女的公開招標亦只是從輪船碼頭，直接移師至舊金山唐人街，交易場所設在華裔人流密集的戲院（都板街）或廟宇（聖路易巷）進行。在她翻查的記錄中，女性為娼的比重由1860年佔華人婦女人口之24 ％，攀升至1870年的71 ％。

 

這些奇景一旦被美國傳媒報導，華人女性的負面形象自然流入了美國的民眾心中，以為入境的華裔婦女盡操醜業，最終聯邦政府於1875年通過了《佩奇法》(Page Law)，規定亞裔婦女（當時主要是來自中國）須在出發港口取得證明書，確定她們出洋不是為「淫穢猥褻或不道德的目的」。由於入境美國的華人主要是取道香港，故這些婦女必須向美國駐香港領事證明自己是品格端莊的，之後到船政廳再受查驗，事成後就以印刷墨水在她們的手臂蓋印，以供上船赴美的辨認，抵達加州後又由海關署長審查。

 

可以想像，一名女性會遭到怎樣刻薄難堪的審查，才可以證明自身是良家婦女。故而，很多現今的民權份子和亞裔研究學者都指責，是美國政府各項歧視性的移民法例，及社會大眾的負面看法，導致華人婦女極偏低的移民數量。

 

當然，美國過去的政策及民眾的偏見，對華裔婦女造成不少屈辱，絕不可取。然而，冼玉儀博士卻認為，為數極低的婦女出洋，亦與中國文化的父權社會制有密切的關係。

 

中國女性的傳統角色主要是為夫家生兒育女及侍奉公婆，比陪伴丈夫出遠門工作更為重要，特別是守在家鄉的元配妻子，是維護宗族聯繫的關鍵，也肩負處理家庭財務的責任，對遠在金山的配偶而言，妻子更需有序處理夫君從外地匯返家鄉的欵項。歷史家Sucheta Mazumdar稱這種女主內男主外的形式，會隨著配偶出洋謀生而衍生成跨國家庭。

 

此外，在保守的男尊女卑文化中，會認為婦女到外國生活容易受非華人的傷風敗族影響，引起鄉里間的閒言閒語。從實際情況看，丈夫單獨離家出遠洋謀生，也可以減少攜眷的經濟負擔和顧慮。況且那時代的男人納妾是平常事，長居海外的丈夫，若財力允許，很多時會在異鄉納妾，而她們的來歷或德行則極少與家族名聲扯上關係。

 

這種把髮妻留在故鄉持家守禮，有財力的在異國納妾，低層的到妓寨解決性需要，在北美、澳洲、南洋皆非常普遍。可是，中國風俗鄙視出洋女性，以男性為主的移民社會又如何確保這些「解憂」婦女的來源呢？

 

其實，即使遲至十九世紀的國內，由於女性在父權社會普遍視為負累，貧困階層常會賣掉女兒幫補家計，除了送到皮肉場所外，也有大量售作婢女（華南地區稱為妹仔），妾、養女等。當中，亦會有主人把婢女，或丈夫將妻、妾，再賣入青樓。年輕的女孩往往成為一種投資：在買家作僕到年長後被沽售到妓院，或經鴇母買下小女孩經「栽培」後再接客。雖然這些女性在傳統文化下，多數無法抵抗家人的操縱，但是也有小量是自願的：如賣身葬父，從良的妓女對配偶失望而重操故業等。

 

這類受傳統接納的買賣婦女文化，遇上海外華人男多女少的不正常現象，令販運女性成為非常蓬勃的賺錢勾當。冼博士翻查了一位居港的女性人口買手吳亞鳳的資料，吳氏以50至150元買入的婦女，賣到加州可以高至250至350元。香港作為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自由貿易港，遂很快便成為女性出洋的集散點，由國內售賣婦女到外地這體系的分發地。

 

然而，像吳氏這些本地婦女買家，仍需要周詳的網絡才可將人安全運到目的地。冼博士記載的一宗買賣，顯示了香港與美國華商有關人口交易的業務。例如，香港商戶泰昌號的東主陸善，曾接到美國波特蘭的華記行的東主李誠要購票女人的訂單，李誠還派遣他的妾侍親身𢹂帶2000元到香港完成買賣。

 

不過，更令人費解的是，作為香港這塊殖民地宗主的英國，雖然從前經營販賣黑奴的不人道貿易，可是早在1833年國會便通過了反奴隸法(Slavery Abolition Act)，何以坐視華人販賣婦女？

 

英國的殖民政策通常是間接管治（indirect rule)，透過當地的領袖、賢達治理，盡量不觸碰分歧的觀念。例如香港華人的畜婢、立妾，縱然不合英國的道德觀，但礙於華人文化的普遍接受度，港英政府仍容許其存在。冼博士評論，港英政府之所以缺乏遏止虐待移民事件的意志，主要是他們的主力是要促進香港作為殖民地的整體繁榮，太多限制會影響市道，香港商人亦會反感甚至抵抗。

 

那麼，美國作為接收國，對香港這個販運婦女的基地，又如何搗截呢？一般來說，美國駐香港領事雖是驗證華人婦女登船的第一個美國關卡，不過正如港英官員不熟悉華人的語言文化，大多表現不一，有些甚至馬虎了事。不過，美國對華裔女性的圍牆，主要是通過移民法例，如佩奇法和後期限制華裔男女入境的法例，香港領事固然要配合盤問查證，但是管制華人婦孺入美國境的重心，已逐漸從香港轉移到加州，當地海關署長施行嚴厲又繁複的制度盤查華裔入境者，故自1880年代起，女性移民的人數亦每況愈下。

 

我們若以現代的眼光去看，自然會責怪中外輕視女性的價值觀。然而，我們亦需明白，每一代人都是受他們的時代與文化的限制，關鍵是，我們能否牽動造物者栽種在我們心中的良知，在時空及屬世的牢籠下（prisoner of our own age)，仍敢於突破一丘之貉。

 

當美國全民上下都認定華工是奴隸，婦女則盡是娼妓時，試看屬鳳毛麟角的美以美教會(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牧師基順（Otis Gibson，上圖) ，他力排眾議，勇於在舊金山唐人街建設華人教堂，服務坊眾。他又多次在加州及國會的聽證會為華人辯護，拆解主流社會的偏執。還有深入虎穴救出受禁錮的華人青樓妓女或婢僕之長老會女宣教士金美倫 （Donaldina Cameron，下圖後排中)，據資料她營救了多達二千名華人女性，並替她們安排生活、工作，有綽號曰「老母」。

 

 

在排華熱浪下守護華僑的牧者，亦不能倖免成為受殃的池魚，基順牧師在華埠的教堂受到反華份子的攻擊，「老母」女教士因為救出賺錢機器的娼妓，直接打擊妓寨的生意，唐人街的黑幫堂會多次威脅她和女子收容所。

 

現今研究美國少數民族的學者，往往以階級(class)、性別(gender)及種族(race)批判過往,，並不時只聚焦寓國的錯誤及責任，忽略了母國政權及文化的影響。用21世紀的思潮來量度歷史，實欠缺對先人受文化背景限制的理解。

 

正如面對「滿城盡是娼」的負面標籤，若在回顧歷史中人時，看到他們被當代偏差潮流牽著鼻子走，而生出的劣行，能有所體悟，進一步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中，時刻儆醒內在人性的惡之湧動；又或從有道德勇氣衝破社會桎梧的見義勇為者，得到啟發，以致能發揮造物者賜予我們的善，豈非更激勵我們的人生，走在正向之路？

 

注：本文內容主要參考冼玉儀：《穿梭太平洋：金山夢，華人出洋與香港的形成》（香港：中華書局，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