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華裔家長Jasmine有話說 013】從中國外籍老師到搬家工人：朗拿度的故事

【專欄 / 華裔家長Jasmine有話說 013】上次搬家，以為找搬家公司很容易，結果焦頭爛額。這次搬家，提前兩個月就在一家名叫「兩人組」的大搬家公司交了訂金，做好了預定。

搬家那天，我的手機響，一接聽，裡面傳來字正腔圓的普通話。我還以為這次搬家碰巧分配給我的搬家工人是同胞呢，結果見面一看，不是。

是一個五六十歲的大叔和一個二三十歲的小伙子。小伙子包著錫克教頭巾，族裔很明顯。大叔則既可能是南歐裔，也可能是中南美裔，長相有點像球星朗拿度的中老年版。給我打電話的，就是他。

他之所以開口就和我說普通話，當然是看到訂單裡我的中文名字拼音。而我也是見到人，才感覺到他口音稍許生硬，說的中文不像母語那麼流暢自然。但他看到我，表現出來的熱情和親切卻讓我幾乎生出他就是我同胞的錯覺，好像我們的相逢真的是「他鄉遇故知」。

他們兩人工作有分工，年輕小伙子負責搬運，大叔負責拆卸，組裝，和打包。大叔話很多，他試圖和我家小朋友用中文聊天，不料小朋友的中文沒有達到聊天的水平。於是大叔轉而和我聊。我是i人(社恐)，幾乎從不主動開口和人攀談，但是架不住大叔是e人(社牛)。

於是他主動解答了我心裡那個「你的中文為什麼說得這麼好」的問題。原來他曾經在中國教英文。

大叔在中國當外教的經歷長達八年。他的足跡遍佈上海，北京，成都，廣州。他甚至還在我家鄉的省會城市教過書。他任教過的機構有大學，私立中學，還有教培機構。他說，「我的桃李遍天下。」

他說：「我的學生最喜歡問我一個問題。他們問，你喜不喜歡中國？我總是回答他們，我不喜歡中國。」

我一楞，以為他要吐槽，不料他哈哈一笑，說：「我不喜歡中國，我愛中國。」我松了一口氣，原來他只是講了個笑話。

我完全能夠想像他在中國收穫過的愛，還有money。

但這是疫情以前的事了。疫情來勢洶洶，大叔無法再在中國待下去，回了加拿大。疫情幾年的日子如何度過，大叔語焉不詳，遠不如說起在中國的時光起勁。但是也用不著細說，畢竟我們都是親歷者。

在加拿大，會說中文和會說英文，只能算擁有基本交流手段，不能算擁有謀生技能。大叔的中文說多了就能聽出來，還是程度有限，而他的英文也一樣有口音，顯然和我一樣，是第一代移民。光憑語言，是找不到稱心工作的。在加拿大，或者說在所有地方，沒有專業技能，都是難以找到稱心工作的。畢竟打螺絲和服務業這類缺乏技術含量的工作，人員的可替換性太強了。

但是對第一代移民，尤其是年齡偏大才出來的第一代移民，這就成為一個悖論。不進低端行業工作，就賺不到眼下一日三餐和一張眠牀的錢。一旦進入低端行業工作，就等於出賣了自己所有的時間，哪裡還有空檔去讀書進修學技能？

早期移民和現在一些時勢所迫的移民尤其如此，手停口停，相信大叔和我都一樣。而大叔現在選擇在搬家公司從事如此辛苦的工作，或許是考慮到這個工作辛苦的只是月尾月頭幾天，月中還能有一點自己的時間吧。每個人都只能在命運極其有限的空間裡進行權衡和選擇。

我沒有問大叔，為什麼疫情結束了不回中國去教書。答案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教培機構都關門了，英語教育在中學課程中的重要性也在日漸削弱。疫情像一個信號，也像一個警告，最終溢出了疾病本身的範圍，擴散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疫情結束了，各國國門並不急著打開，而且目力所及，也沒有打開到原來寬度的跡象。這種趨勢不能說僅僅是上層決定的，尤其在民主社會裡，上層決策迎合下層情緒，是非如此不可的行為模式。對上層來說，或是出於權力和勢力的考量，對下層來說，則是來自自衛本能的支配和切身利益的驅使。

而我，還曾經天真地以為，開放和融合是世界發展不可阻擋的走向呢。我還曾經開心地想，以後機票可能會降到只要500加元一張了呢。

結果我們家三人去年取道香港回中國探親，機票總價高達逾一萬加元。香港是我曾經帶著大孩子踏足過十幾次的故地。這次重訪，我在中環僅僅看到一個穿西裝的白人青年。星光大道旁曾經擠滿外國遊客的咖啡館不見蹤影，星光大道上則滿滿都是內地遊客。我又去了我當年的出發地北京。故宮約不到門票，我帶小朋友遊了天壇，景山，天安門，大柵欄。除了在大柵欄入口處看到一個和一名華人女性手牽手的白人，竟然一個老外也沒有看到。

所以，搬家的大叔也是沒有辦法再回中國去當打工皇帝了。

但是大叔顯然接受了現實。也只能接受現實。他嘴上和我聊天，手上一直幹活不停。錫克教小伙子跑上跑下，也毫不惜力。大半天以後，我們在新居樓下結帳。大叔在收據上簽名，看不清的連體字龍飛鳳舞，很漂亮。

我問：「你叫什麼名字？」

大叔笑著說：「朗拿度。」

文：語冰

作者簡介，湖南人，廠礦子弟，移加二十餘年。兩個孩子的母親。重構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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