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华法100年专题（四）】“我曾为自己是华人而感到羞愧 了解祖辈早年移民历史改变了我的观点”

 

【排华法后代亲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在我生命的前 37 年里，我一直以为，我的家庭和许多加拿大华裔家庭一样，是在1970 年代从香港和其他地区的移民潮中来到加拿大的。然而在去年，在新冠疫情和反亚裔情绪渐长时，我开始更深地了解我的家族历史，发现这并不是我们家第一次在加拿大定居。我们家族的移民故事其实开始于 100 多年前，在人头税和排华法时代，当时的加拿大政府不希望像我这样的人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

 

在北士嘉堡，作为一个年轻的“竹升”（粤语俚语，指在西方出生长大的华人，他们更认同西方文化而不是中国文化），我更关心去除我的华裔身分痕迹，而不是了解我的家庭来自哪里。你可以想像个中原因，想想看，我几乎从未在北美的媒体、电视或电影中看到类似自己的形象，几乎没有故事是我们创作的或是关于我们的。当时人们对亚洲人的描述充满了陈腐的套路：比如大卫·卡拉丁主演的《功夫》等剧，亚裔面孔往往是不起眼的背景演员，抑或孱弱，抑或邪恶奸诈，如傅满洲这样的角色。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羞愧，以至于13 岁的我感觉更容易接受我的同性恋身分，而不是我的华裔背景。在学校里，历史课上几乎没有关于加拿大华人的内容（更不用说原住民和其他非欧洲移民社区的故事）。

如果提到我们，也只是一小段关于中国人头税或华工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内容，你得用放大镜才能找到。从学校教育到流行文化，加拿大华人的故事没有被给予多少位置，我那颗易受影响的小心灵于是认为这意味着我和我的家人并不重要，也不属于这里。但是我的世界在去年发生了变化：我成为一个重生的亚洲人。如同我的许多加拿大亚裔同胞，我当时在竭力应对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反亚裔种族情绪，而在这一过程中，我开始重新认识我一生都在回避的中国传承。

去年夏天，当公公（外祖父）去世时，我得知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在多伦多的卑街和登打士街口有过一家中餐馆。我急切地想要了解更多，于是去读了许平安（Ann Hui）的畅销书《炒杂烩之国》（Chop Suey Nation）和关卓中的《你吃了吗？》（Have You EatenYet?）。这两本书都通过无处不在的中国餐馆 – 就像公公的餐馆那样 – 在加拿大或世界其他地区，来描绘加拿大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华裔侨民生活图景。

当我在家里的圣诞宴上夸赞这些书时，妈妈为我对华裔历史感兴趣而感到惊喜，她加入了她自己的故事：“你知道你太公（曾祖父）来加拿大时缴纳过中国人头税吗？”我和弟弟妹妹听到这句话时吃惊得差点被噎住。“天！这是怎么回事？”妈妈紧接着又加了一句听起来漫不经心的话：“我想我以前告诉过你们？他在 20 世纪初来这里，缴纳了人头税，最终定居在苏圣玛丽，开了我们家的餐馆。”

接下来的一周是恶补家庭历史，我拼命从我妈妈和三姨 – 妈妈的妹妹范妮 – 那里收集尽可能多的关于我祖辈的信息。我有太多的问题，但答案却太少了。钻进数字兔子洞一个星期后，我检索到了UBC历史系的彼得·沃德（Peter Ward）教授和余全毅（Henry Yu）教授的研究成果，他们将 1886-1949 年间《加拿大中国移民登记册》中所有缴纳人头税的记录数字化，编入一张 Excel 表格。我用我所知道的有关太公的所有细节，在 97,123 个列出的名字中筛查，终于在第 85,772 行，有一个名字读起来似曾相识。经过再三复查细节 – 他的家乡，身高，职业和最终目的地 – 我找到了太公！

通过这些记录以及同我家人谈话 – 包括舅公唐纳德，我太公唯一幸存的孩子 – 我想向你介绍我的曾祖父李传霭（Lee Chuen Oy，如移民官员抄录）。他来到加拿大的“金山”（粤语，对北美的暱称），以逃避中国南方台山地区的贫困、战争和饥荒。1918 年 1 月 23 日，他在卑诗省维多利亚市从日本皇后号（SS Empress of Japan）上岸。根据 1918 年中国移民登记册（General Register of Chinese Immigration of 1918）记录，他那年 15 岁，是一名学生，身高 4 英尺 5 英寸。

 

抵达后，他按照规定缴纳了 500 加元的人头税，然后千里迢迢来到安大略省的伦敦市，与他的父亲李云色（Lee Wan Sze）会面。是的，我惊讶地发现，我的曾曾外祖父（也称白公，阿白）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来加拿大的人（大约在世纪之交的某个时间），但在儿子李传霭抵达几年后，曾曾外祖父李云色回了中国，再也没有来过加拿大。

太公李传霭，与此同时，在安大略省南部开始做洗衣店生意，但在苏圣玛丽经营自己餐馆的机会使他决定北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在苏圣玛丽市惠灵顿西街 92 号的霭氏餐馆 /午餐店（Oy's Restaurant/Lunch）辛勤工作。他渴望把家人接来加拿大一同生活，但这一梦想在 1923 年随着《华人入境法》（通常称为《排华法》）的出台而破灭，这一法案禁止几乎所有中国移民入境。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按种族禁止入境的移民法，它使当时像我太公这样的入籍华人移民和在加拿大出生长大的华人无法将他们在中国家人接来团聚，这状况一直延续到该法在 1947 年被废除。

在这一时期，白人，特别是来自英联邦国家的白人，可以获得极大的经济奖励定居加拿大。根据 1922 年的《帝国定居法》，加拿大政府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补贴其国民在加拿大工作，以确保“英国价值观”占主流地位。英国移民也被鼓励介绍朋友和熟人移民加拿大，而许多像我太公这样为进入加拿大付出钜额人头税的人却被迫成为“已婚单身汉”，他们甚至不能将最直系的家庭成员接来团聚。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太公终于被允许把他的部分家人接来，他的妻子黄美玉（May Lee）和两个孩子是第一批抵达加拿大的，其中包括我的舅公唐纳德（Donald），他当时还只是10 岁上下的孩子。家里的其他人，包括我妈妈和亲戚们，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被允许前来加拿大。在我太公和太婆分别于 1973 年和1974 年去世之前，这个大家庭最终只有大约一两年的时间生活在一起。

对许多亚裔加拿大人来说，新冠疫情迫使我们面对一些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从被指责给世界带来了“功夫病毒”，以及面临终身被问及类似“你来自哪里？但是，你到底来自哪里？”这样的问题，到看到华裔老人被暴力攻击，甚至被杀害，人们开始意识到，无论我们如何融入加拿大社会，我们首先被视为亚洲人– 外国人 – 会被一些人认为从未完全归属于或忠实于这个国家。我不得不试图认同这种外人的身分，并最终开始正视我从儿时起就藏在内心的种族观念。

今年是 1923 年颁布的《华人入境法》通过 100 周年，我开始为我的华裔背景感到自豪。在厘清了我们家庭来加拿大的旅程后，我得以更好地描述我是从哪里来的，也得以更好地缅怀我的祖辈和他们所作的牺牲。我的祖辈们 – 如我的太公李传霭 – 是勇敢和坚强的。面对不受欢迎的环境，他们不懈地努力，在逆境中坚韧不拔地开启生活、企业和家庭，从未抱怨过偷走他们梦想的种族主义社会和政府。

成千上万加拿大华人移山填海，使下一代能够爬上“金山”的顶峰。我现在知道我的力量和决心来自哪里。我用了 37 年时间，但我现在终于可以说，我从未像现在这样为自己是加拿大华人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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