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爲自己是華人而感到羞愧,瞭解祖輩早年移民經歷改變了我的觀點

作者:馬英賢 (Winston Ma)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中國諺語

在我生命的前37年裏,我一直以爲,我的家庭和許多加拿大華裔家庭一樣,是在1970年代從香港和其它地區的移民潮中來到加拿大的。然而在去年,在新冠疫情和反亞裔情緒漸長時,我開始更深地瞭解我的家族歷史,發現這並不是我們家第一次在加拿大定居。我們家族的移民故事其實開始於100多年前,在人頭稅和排華法時代,當時的加拿大政府不希望像我這樣的人成爲這個國家的公民。

在北士嘉堡,作爲一個年輕的「竹升」(粵語俚語,指在西方出生長大的華人,他們更認同西方文化而不是中國文化),我更關心去除我的華裔身份痕跡,而不是瞭解我的家庭來自哪裏。你可以想象箇中原因,想想看,我幾乎從未在北美的媒體、電視或電影中看到類似自己的形象,幾乎沒有故事是我們創作的或是關於我們的。當時人們對亞洲人的描述充滿了陳腐的套路:比如大衛·卡拉丁主演的《功夫》等劇,亞裔面孔往往是不起眼的背景演員,抑或孱弱,抑或邪惡奸詐,如傅滿洲這樣的角色。我爲自己是中國人感到羞愧,以至於13歲的我感覺更容易接受我的同性戀身份,而不是我的華裔背景。

在學校裏,歷史課上幾乎沒有關於加拿大華人的內容(更不用說原住民和其它非歐洲移民社區的故事)。如果提到我們,也只是一小段關於中國人頭稅或華工修築太平洋鐵路的內容,你得用放大鏡才能找到。從學校教育到流行文化,加拿大華人的故事沒有被給予多少位置,我那顆易受影響的小心靈於是認爲這意味着我和我的家人並不重要,也不屬於這裏。

但是我的世界在去年發生了變化: 我成爲一個重生的亞洲人。如同我的許多加拿大亞裔同胞,我當時在竭力應對新冠疫情期間出現的反亞裔種族情緒,而在這一過程中,我開始重新認識我一生都在迴避的中國傳承。

去年夏天,當公公(外祖父)去世時,我得知他在20世紀80年代在多倫多的卑街和登打士街口有過一家中餐館。我急切地想要了解更多,於是去讀了許平安(Ann Hui)的暢銷書《炒雜燴之國》(Chop Suey Nation)和關卓中的《你吃了嗎?》(Have You Eaten Yet?)。這兩本書都通過無處不在的中國餐館 – 就像公公的餐館那樣 – 在加拿大或世界其它地區,來描繪加拿大和世界其它地區的華裔僑民生活圖景。

當我在家裏的聖誕宴上誇讚這些書時,媽媽爲我對華裔歷史感興趣而感到驚喜,她加入了她自己的故事:「你知道你太公(曾祖父)來加拿大時繳納過中國人頭稅嗎?」我和弟弟妹妹聽到這句話時吃驚得差點被噎住。「天!這是怎麼回事?」媽媽緊接着又加了一句聽起來漫不經心的話:「我想我以前告訴過你們?他在20世紀初來這裏,繳納了人頭稅,最終定居在蘇聖瑪麗,開了我們家的餐館。」

接下來的一週是惡補家庭歷史,我拼命從我媽媽和三姨 – 媽媽的妹妹範妮 – 那裏收集儘可能多的關於我祖輩的信息。我有太多的問題,但答案卻太少了。

鑽進數字兔子洞一個星期後,我檢索到了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歷史系的彼得·沃德(Peter Ward)教授和餘全毅(Henry Yu)教授的研究成果,他們將1886-1949年間《加拿大中國移民登記冊》中所有繳納人頭稅的記錄數字化,編入一張Excel表格。我用我所知道的有關太公的所有細節,在97,123個列出的名字中篩查,終於在第85,772行,有一個名字讀起來似曾相識。經過再三覈查細節 – 他的家鄉,身高,職業和最終目的地 – 我找到了太公!

通過這些記錄以及同我家人談話 – 包括舅公唐納德,我太公唯一倖存的孩子 – 我想向你介紹我的曾祖父李傳靄(Lee Chuen Oy,如移民官員抄錄)。他來到加拿大的「金山」(粵語,對北美的暱稱),以逃避中國南方台山地區的貧困、戰爭和饑荒。1918年1月23日,他在卑詩省維多利亞市從日本皇后號(SS Empress of Japan)上岸。根據1918年中國移民登記冊(General Register of Chinese Immigration of 1918)記錄,他那年15歲,是一名學生,身高4英尺5英寸。

抵達後,他按照規定繳納了500加元的人頭稅,然後千里迢迢來到安大略省的倫敦市,與他的父親李雲色(Lee Wan Sze)會面。是的,我驚訝地發現,我的曾曾外祖父(也稱白公,阿白)是我們家族中第一個來加拿大的人(大約在世紀之交的某個時間),但在兒子李傳靄抵達幾年後,曾曾外祖父李雲色回了中國,再也沒有來過加拿大。

太公李傳靄,與此同時,在安大略省南部開始做洗衣店生意,但在蘇聖瑪麗經營自己餐館的機會使他決定北上。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他在蘇聖瑪麗市惠靈頓西街92號的靄氏餐館/午餐店(Oy's Restaurant/Lunch)辛勤工作。他渴望把家人接來加拿大一同生活,但這一夢想在1923年隨着《華人入境法》(通常稱爲《排華法》)的出臺而破滅,這一法案禁止幾乎所有中國移民入境。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按種族禁止入境的移民法,它使當時像我太公這樣的入籍華人移民和在加拿出生長大的華人無法將他們在中國家人接來團聚,這狀況一直延續到該法在1947年被廢除。

在這一時期,白人,特別是來自英聯邦國家的白人,可以獲得極大的經濟獎勵定居加拿大。根據1922年的《帝國定居法》,加拿大政府與英國政府達成協議,補貼其國民在加拿大工作,以確保 「英國價值觀」佔主流地位。英國移民也被鼓勵介紹朋友和熟人移民加拿大,而許多像我太公這樣爲進入加拿大付出鉅額人頭稅的人卻被迫成爲「已婚單身漢」,他們甚至不能將最直系的家庭成員接來團聚。

在20世紀50年代初,太公終於被允許把他的部分家人接來,他的妻子黃美玉 (May Lee)和兩個孩子是第一批抵達加拿大的,其中包括我的舅公唐納德(Donald),他當時還只是10歲上下的孩子。家裏的其他人,包括我媽媽和親戚們,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被允許前來加拿大。在我太公和太婆分別於1973年和1974年去世之前,這個大家庭最終只有大約一兩年的時間生活在一起。

對許多亞裔加拿大人來說,新冠疫情迫使我們面對一些令人不舒服的事實。從被指責給世界帶來了「功夫病毒」,以及面臨終身被問及類似「你來自哪裏?但是,你到底來自哪裏?」這樣的問題,到看到華裔老人被暴力攻擊,甚至被殺害,人們開始意識到,無論我們如何融入加拿大社會,我們首先被視爲亞洲人 – 外國人 – 會被一些人認爲從未完全歸屬於或忠實於這個國家。我不得不試圖認同這種外人的身份,並最終開始正視我從兒時起就藏在內心的種族觀念。

今年是1923年頒佈的《華人入境法》通過100週年,我開始爲我的華裔背景感到自豪。在釐清了我們家庭來加拿大的旅程後,我得以更好地描述我是從哪裏來的,也得以更好地緬懷我的祖輩和他們所作的犧牲。

我的祖輩們 – 如我的太公李傳靄 – 是勇敢和堅強的。面對不受歡迎的環境,他們不懈地努力,在逆境中堅韌不拔地開啓生活、企業和家庭,從未抱怨過偷走他們夢想的種族主義社會和政府。

成千上萬加拿大華人移山填海,使下一代能夠爬上「金山」的頂峰。我現在知道我的力量和決心來自哪裏。我用了37年時間,但我現在終於可以說,我從未像現在這樣爲自己是加拿大華人而感到自豪。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刊於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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