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刘翔跨过旧制最后一栏 呼唤体育改革勿忘温度

2004年雅典奥运男子110米栏冠军刘翔，日前与上海体育局的矛盾公开化。事缘“栏王”2015年退役后，以“在编不在岗”之身留在体育局，不用上班却持续受薪。近期局方明确要求他二选一：正式担任教练，或解除与体育局的关系。事件引来两极化的意见：有人不满刘翔挂名不上班“吃空饷”，要求交代；也有人批评体育局做法令人心寒，关注“举国体制”下运动员退役权益的保障。

“包办式”安置与时代格格不入

这里必须强调，以刘翔的战绩、名气和商业价值，他并无“吃空饷”的必要——单是Nike终身形象大使的身份，已让他每年进账200万美元。此外，在2003至2014年间，其税前总收入达5.35亿元人民币。按照相关规定，“栏王”可获当中的50%，至于上海体育局、教练团队和中国田协，则分别可获20%、15%和15%。显然，十余年间刘翔确实同时享受体制保障与商业红利，这种安排在过往一段时间行得通，“栏王”和上海体育局各取所需，看似相安无事。

不过，官方似乎也看到“在编不在岗”的弊病，例如上海市委巡视组2025年初便曾批评体育系统在运动员管理方面“宽松软”，这应该是逼使上海市体育局正视问题、要求刘翔“二选一”的背景。当然，从刘翔一方视角看，这场矛盾充满被辜负的愤慨——体育局过去十多年用一个“虚职”留住他，无非是要分享其商业收益，如今形势一变便立即“翻脸”，岂能不感到不快？

事件的核心，其实不在于个人恩怨或道德评价。刘翔与上海体育局的风波，关键是权、责、利的不对等。一方面，体育局长期依赖行政权力捆绑顶尖运动员，从而获取巨额商业分成；另一方面，行政部门在运动员退役后的转型与安置上，缺乏具前瞻性、灵活性与法治化的制度设计，导致双方关系只能依赖模糊的历史惯例维持。当外在环境与政策收紧时，这种缺乏现代契约精神的旧体制便瞬间崩塌，暴露出我国在体育明星权益保障、商业分成规则，乃至退役转型机制上，亟待与时代接轨的结构性矛盾。

所谓“举国体制”，是指国家集中全国资源，由政府统一调配，支持顶尖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争取金牌的体育发展模式。在这一体制下，运动员的选拔、训练与退役生活多由体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运动员则对国家言听计从。“举国体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确实创造了许多辉煌战绩，可是当体育逐渐走向市场化、商业化，运动员商业价值远超以往，传统“包办式”安置模式便显得格格不入。

为运动员提供多元化转型支持

“栏王”最终决定解除与体育局的关系，他的离场不应仅仅是一则花边新闻，更应成为推动改革的契机。首先，必须建立更透明、更符合市场规律和个人贡献的分配机制，明确运动员退役后的商业权益归属。其次，要为运动员提供多元化的转型支持，包括教育深造、职业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而非简单以一个虚职打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以契约精神取代人身依附，让体育局与运动员之间成为基于法律和市场规则的平等主体，而非管理与被管理的上下级。

刘翔事件是一个缩影。“举国体制”曾为中国体坛带来巨大的荣耀，但当运动员个人价值日益彰显，旧有管理模式必须与时俱进。惟有建立权责清晰、利益合理分配、退役转型有序的现代体育治理体系，才能既保障运动员合法权益，又维护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这不仅是对刘翔个人的公平交代，更是对所有为国争光运动员的应有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