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评论】混淆情报与证据 损害我国民主韧性

［世道仁心］在总理卡尼试图修复与北京的关系之际，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局长罗杰斯（Dan Rogers）警告，中国和俄罗斯持续锁定我国，企图取得政府和企业的敏感情报及高科技产品，并在北极地区建立战略影响力。他更透露，有中国间谍试图招募具备资讯及军事专业的加拿大人。

“证据呢？有冇证据先？！”

每当出现涉及外国渗透我国的情报，总有人提出类似质疑，仿佛只要没有像法庭证据般的时间、人物、地点等细节，所谓情报都只是捕风捉影。这种论调，是混淆了法庭证据（legal evidence）和情报（intelligence）的根本差异。

情报功能不是定罪

法庭证据一般由警方收集，目的是在公开审理中出示，接受交叉质询，作为定罪依据。因此必须符合严格的取证程序、披露规范与对质权利，才能被法官接受。

情报的功能则完全不同，是要向政府提供建议与报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情报往往基于多源信息、机密渠道以及分析推演，其可靠性不以法庭证据标准来界定。

正如渥太华大学专业发展学院的《情报作为证据》（Intelligence as Evidence)简报所指出，情报与证据虽同样旨在保障社会安全，却建立于截然不同的法律基础上，“两者收集、使用和共享讯息的方式，属于不同制度，分别由不同的法律和机构指导，并基于不同授权”。

在加拿大，刑事罪行（包括涉及国安罪行）主要载于《刑事法》。警方可依法使用权力蒐证，调查涉嫌犯罪的个人，但不能依据《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法》（CSIS Act）展开刑事调查。

相反，CSIS的调查依据正是《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法》，信息来源可能涉及秘密监控或国际合作，通常不能公开，以保护线人与技术。

阻止阴谋成为罪行

情报的价值在于辨识趋势与可能性，阻止危害国安的计划付诸实行。在阴谋发展成罪行之前加以瓦解。

举个例，一个恐怖组织策划在渥太华发动袭击，成功的情报行动并非收集法庭证据以便公开审理，而是及早向政府提供可靠线索，让当局采取行动，阻止袭击成形。

又例如，外国政府利用不同手段渗透本地社群，散播虚假讯息，企图分化社会。情报工作的价值，不在于揪出一两个人送上法庭，而是向政府和公众提出警告，防止社会遭“认知作战”侵害。

避免丧失预警和保护功能

简言之，法庭证据是司法程序的基础，情报则是国家安全的前哨。以前者的标准审视后者，是错置要求。

情报未能全面公开，非因“没有证据”，而是因为过度公开会破坏情报网络与收集能力，导致丧失预警和保护的功能。

 保护安全而开放的社会

今年一月，外国干预调查委员会（Foreign Interference Commission）就海外势力干预选举及民主政制所作的《最终报告》中，点出了民主国家面对安全威胁时，透明与保密之间的结构性张力。

报告强调，为了保护加拿大及其盟友的重要利益，联邦政府必须对部分事项保密，包括收集有关敌对国的情报，以及国安机构所采取的应对行动。此外，还必须保障那些担心自身安全、无法公开透露资讯的个人权益。

换言之，适当保密是侦测、阻止及反制外国干预的必要条件。“这样做往往有充分理由。保密能确保我们有效收集有关外国及其代理人的资讯；阻止对手利用这些资讯破坏加拿大的民主”，并且“有助于确保加拿大仍是一个安全而开放的社会”。

确保我国民主韧性，正是必须把“证据”和“情报”作出清晰分野的关键理由。

开放社会易成渗透目标

加拿大是一个法治、人权与自由度极高的开放社会。社会内部运作透明、社区多元，都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核心价值，但也因此更易于成为外国势力渗透的目标。

专制政权往往利用制度不对称，以国家力量在本地推动长期渗透与情报活动，不惜成本、不受监管地进行网络攻击、经济渗透、人才招募与虚假信息战。

正因如此，我国比封闭社会更需依赖情报机构的早期预警。

当心偷换概念纵容干预

面对情报机构的警告，轻率地以“无证据”等偷换概念的手法去淡化甚至否定，是削弱我国民主韧性，以质疑作为烟幕，纵容海外威胁在本地扩散，利用我们的核心价值进行反向操作。

在外国渗透日益精密的时代，当局必须负责任地加强侦测机制，并适时向政府和民众通报。公众则须提升资讯素养，避免被外国势力利用开放社会的脆弱点，冲击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民主制度。

文：廖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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