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明理】從宗教角度看：統治者追殺令下一介草民的良知

比如在歐洲中世紀時期，猶太人一度被指為黑死病的禍源，受到大量屠殺，或各地的反猶太風氣所壓迫。近代最為人熟悉的，當然是希特勒虐殺猶太人的多個集中營，可是，即使在美國，對猶太人的偏見，仍一直存在，一浪浪的反猶太潮，亦常因應經濟跌蕩或國際局勢而湧現。

 

其實除了遠在公元七十年羅馬兵攻陷耶路撒冷，造成大部分猶太人作鳥獸散外，其民族早在公元前16世紀便曾在埃及淪為奴隸。香港神學教授高銘謙便在其著作《上帝在看：亂世中擇善而行的小人物》中，便從猶太人多次亡國、離散的歷史中，闡述這個民族如何掙扎求存，而值得留意的是，很多時挽救民族於既倒的，往往是底層、邊緣人或屈於暴政下的臣子。

 

根據舊約聖經的記載，當時的猶太人（彼時稱希伯來人或以色列民）奴隸受埃及君王的苦待，被迫參與埃及王朝的大型建設。一位法老王視猶太人口的迅速增長為帝國安全的威脅，對他的百姓說：「來吧，我們不如用巧計待他們，恐怕他們多起來，日後若遇甚麼爭戰的事，就連合我們的仇敵攻擊我們，離開這地去了。」（聖經《出埃及記》一章9-10節）

 

奴隸在古代向來是免費的奴工，亦常是隨意剝削的對象。照理奴隸的人數越多越有利於政權，然而，這也正是掌權者的矛盾：肆意奴役自然會帶來恐懟，故而人口激增又成為當政者的擔憂。可是大部分暴君卻不會因而施以仁政，去改善這些社會低層人民的生活，反而因著恐懼益發惡念，加大草民的重擔，盡情欺壓。

 

可見，極權者外表强大，其實內心充滿恐懼，面對異族、異文化或異見者，不單不省思政策的殘酷，反而只會先下手為強，以為維持強制的穩定，必須變本加厲，用加倍苦難去震懾人心，高教授稱之為「脆弱的懼怕」。

 

不過，事與願違，即使更苦待猶太人奴隸，他們仍然人口昌盛，越發勾起法老王內心進一步「脆弱的懼怕」，想到要滅絕整個民族的繁衍：下令猶太人的收生婆，在接生時若是男丁便要將之殺害。在人屋簷下委曲求存的小女子，怎麼辦？

 

外族暴君這種殘害人性的命令，歷史上屢見不鮮。收生婆一面是違命便自己人頭落地，另一面又會成為滅絕同胞的劊子手，如何是好？況且自己還是無權無勢的接生婆。

 

一般人可能認為既然王命難違，便無奈地執行吧，反正自己不是始作俑者，便錯不在己，良知的拷問，也慢慢被壓了下去。

 

 

 

然而，猶太的兩名接生婆，卻沒有被強權者俘虜了良心，淪為追殺令的執行者。試看聖經《出埃及記》的弔詭記載：權傾天下的法老，連名子都沒有提起（只稱「新王」或「埃及王」），卻刻意寫下兩名猶他收生婆的名字：施弗拉與普阿。（聖經《出埃及記》一：15）。法老的追殺令，無疑要收生婆們違反上帝一直對猶太人的教訓：不可流無辜人的血，因祂是創造生命的。法老明顯挑戰上帝的權柄，取代上帝為生命的主宰，認為自己貴為一國之君，便有權奪取任何人的性命。何以收生婆有膽色違抗王命？

 

收生婆當然害怕動輒殺人的王上，但是，她倆最懼怕的，並不是這個最後也會一命烏呼的人，而是更懼怕上帝：「但是收生婆敬畏上帝，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聖經《出埃及記》一：17）高教授稱收生婆對上帝的「敬畏」，為「神聖的懼怕」。面對上帝和法老，收生婆選擇天地主宰的上帝，因為祂才是善惡的終極權威，絕不容許邪惡的行為，對任何違背良知草菅人命的人，必會追討其罪。故而，收生婆因著「神聖的懼怕」，堅守上帝定下的道德底線，繼而生出強大的道德勇氣，抵抗王命濫殺無辜。

 

當法老質問她們為何抗王命時，她們機智地回答說：因爲「希伯來（猶太裔）婦人與埃及婦人不同，希伯來婦人本是健壯的，收生婆還沒有到，她們已經生產了。」（聖經《出埃及記》一：19）。只是兩個平凡的奴隸小人物，竟能在操生死大權的法老跟前，果敢又靈巧地避免民族大災難。可見，剛強的善性，並不需高學歷、社會地位，而是源自對全能造物主的敬畏，遠勝外表跋扈其實內裏膽怯，只有「脆弱的懼怕」之君王。蟻民如奴隸階級的收生婆，因著對上帝的敬畏，憑良心而活，珍惜祂恩賜的每一條生命，不知不覺間拯救了整個民族，逃過法老的追殺令。

 

猶太收生婆比起埃及平民百姓的社會地位更要低下，卻因為堅守上帝恩賜的良知而能夠活得更有尊嚴，比很多道貌岸然或飽學之士，更能展現出高貴的人性。她們也不會像那些甘於平庸而隨眾行惡的市井之徒，以為聽王命去濫殺無辜，便可以逃避道德責任。猶太收生婆的「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行為，見證著唯有具「神聖的懼怕」，才可在關鍵時刻領人歸向正軌，

 

 

 

真的不要以為藜民百姓只是烏合之眾，不足成事，事實上，歷史可以證明他們都是獨裁者的肥肉，畢竟一個強權者和他的隨從孤掌難鳴，要他們懼怕的龐大的民眾願意盲從，才可翻雲覆雨。故此，近代的極權政府最擅於挑起群眾運動，煽動對立情緒、民族主義以矇騙人民的是非之心，令民眾如扯線木偶般玩弄於掌上，任其差喚。

 

 

政治哲學家Hannah Arendt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凡的邪惡》中，坦然道出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隨時都會歷史重演，因為任何人內心都潛藏著可怕的惡。而且這人性的邪惡極其平庸無奇，像細菌般一旦稍有濕氣便會滋長，野心家只要看準人民的渴求，耍手段推口號加以煽動，百姓心底的惡便很容易無邊地釋放。

 

正如當時的德國人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英法兩國報復式的嚴苛條欵，令民族永無法翻身，希特勒便看準了民族的屈辱，誓言必可令國家重新擴張揚威天下，並聲稱阻礙這強國美夢的，就是財技卓越又斂財的猶太人。在國家機器厲行的宣傳下，人民瞬間便被社會的主流偏見所佔據，不以造物主栽植的善去分辨、質疑經當局精心設計的所謂政治常態，只對自己有利的議題關心，漠視他人的安危，邪惡的勢力便隨之大舉擴張。

 

埃及法老時代的埃及人民也一樣，他們明知屠殺猶太人的男丁是傷天害理的邪惡行為，即使可能一開始會躊躇難以完全接受，但是，卻更願意相信法老王對猶太人會危害國家安全的指控，最終成為「脆弱的恐懼」的支援，令猶太民族迅速墮入埃及眾人之惡中。

 

 

 

不單只個人的惡毒會因在上者的把弄而衝破良心的壁壘，很多時身在人群當中，良知更像卡緊了無法的啟動。心理學家Catherine A. Anderson 在其著作《為什麼好人總是袖手旁觀》Why We Act: Turning Bystanders Into Rebels) 中解釋，由於在人群當中，不需立時作出回應，很多時道德的警剔性反而減弱，因為反正可以躲在群裏，因著這個保護膜而選擇了默不作聲。

 

誰知，這沉默當下便餵養了群體之惡，因為噤聲就是變相無聲的同行者。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在美國南部反抗種族隔離的馬丁路德金博士，便曾一針見血的說：「歷史⋯⋯最大的悲劇不是惡者的刺耳叫囂，而是好人那令人膽寒的沉默。」

 

同樣地，當人們看到別人也毫無表示時，有時推想當場全體人都認同這本來是令個人反感的行為，又或者會誤判終會有人站出來加以援手，自己不需強出頭，仗義的責任便隨之減少。兩類的想法，只會助長獨裁者掀起的民眾運動，吸收到無窮力量翻天覆地。

 

最可怕的，是當在場的人數越多，每個人心內的惡便會囂張地跑出來，由旁觀到默可，至不再需要躲在人群中瞞天過海，最終會演化成具體的參與，甘願成為行惡的工具，甚至以自己的公開行徑為傲，樂於助紂為虐，無愧地遵從獨裁者的政令。

 

 

不少生活在自由國家的人認為，要逆轉從眾的心態，最重要的是栽植道德勇氣，然而，這勇氣若靠個人力量，很多時會在面對群眾壓力或巧言令色的政治家之鼓動下，會消失殆盡，如何是好呢？

 

埃及法老王時代的猶太人收生婆，便展現了她們違抗王命的力量泉源：「神聖的懼怕」。Catherine A. Anderson的研究，也幫助我們了解群眾其實也很脆弱，原來人群中只要有25%持相反意見而願意踏出第一步，一眾的所謂共識便很快瓦解！故而，人類的歷史也不致永遠陷入黑暗邪惡中。

 

若我們的眼界能超越地上的國度，得到「神聖的懼怕」的視野和勇氣，必如猶太人的收生婆，在歷史留下佳美的腳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