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明理】从宗教角度看：统治者追杀令下一介草民的良知

比如在欧洲中世纪时期，犹太人一度被指为黑死病的祸源，受到大量屠杀，或各地的反犹太风气所压迫。近代最为人熟悉的，当然是希特勒虐杀犹太人的多个集中营，可是，即使在美国，对犹太人的偏见，仍一直存在，一浪浪的反犹太潮，亦常因应经济跌荡或国际局势而涌现。

 

其实除了远在公元七十年罗马兵攻陷耶路撒冷，造成大部分犹太人作鸟兽散外，其民族早在公元前16世纪便曾在埃及沦为奴隶。香港神学教授高铭谦便在其著作《上帝在看：乱世中择善而行的小人物》中，便从犹太人多次亡国、离散的历史中，阐述这个民族如何挣扎求存，而值得留意的是，很多时挽救民族于既倒的，往往是底层、边缘人或屈于暴政下的臣子。

 

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当时的犹太人（彼时称希伯来人或以色列民）奴隶受埃及君王的苦待，被迫参与埃及王朝的大型建设。一位法老王视犹太人口的迅速增长为帝国安全的威胁，对他的百姓说：“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争战的事，就连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圣经《出埃及记》一章9-10节）

 

奴隶在古代向来是免费的奴工，亦常是随意剥削的对象。照理奴隶的人数越多越有利于政权，然而，这也正是掌权者的矛盾：肆意奴役自然会带来恐怼，故而人口激增又成为当政者的担忧。可是大部分暴君却不会因而施以仁政，去改善这些社会低层人民的生活，反而因着恐惧益发恶念，加大草民的重担，尽情欺压。

 

可见，极权者外表强大，其实内心充满恐惧，面对异族、异文化或异见者，不单不省思政策的残酷，反而只会先下手为强，以为维持强制的稳定，必须变本加厉，用加倍苦难去震慑人心，高教授称之为“脆弱的惧怕”。

 

不过，事与愿违，即使更苦待犹太人奴隶，他们仍然人口昌盛，越发勾起法老王内心进一步“脆弱的惧怕”，想到要灭绝整个民族的繁衍：下令犹太人的收生婆，在接生时若是男丁便要将之杀害。在人屋簷下委曲求存的小女子，怎么办？

 

外族暴君这种残害人性的命令，历史上屡见不鲜。收生婆一面是违命便自己人头落地，另一面又会成为灭绝同胞的刽子手，如何是好？况且自己还是无权无势的接生婆。

 

一般人可能认为既然王命难违，便无奈地执行吧，反正自己不是始作俑者，便错不在己，良知的拷问，也慢慢被压了下去。

 

 

 

然而，犹太的两名接生婆，却没有被强权者俘虏了良心，沦为追杀令的执行者。试看圣经《出埃及记》的吊诡记载：权倾天下的法老，连名子都没有提起（只称“新王”或“埃及王”），却刻意写下两名犹他收生婆的名字：施弗拉与普阿。（圣经《出埃及记》一：15）。法老的追杀令，无疑要收生婆们违反上帝一直对犹太人的教训：不可流无辜人的血，因祂是创造生命的。法老明显挑战上帝的权柄，取代上帝为生命的主宰，认为自己贵为一国之君，便有权夺取任何人的性命。何以收生婆有胆色违抗王命？

 

收生婆当然害怕动辄杀人的王上，但是，她俩最惧怕的，并不是这个最后也会一命乌呼的人，而是更惧怕上帝：“但是收生婆敬畏上帝，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圣经《出埃及记》一：17）高教授称收生婆对上帝的“敬畏”，为“神圣的惧怕”。面对上帝和法老，收生婆选择天地主宰的上帝，因为祂才是善恶的终极权威，绝不容许邪恶的行为，对任何违背良知草菅人命的人，必会追讨其罪。故而，收生婆因着“神圣的惧怕”，坚守上帝定下的道德底线，继而生出强大的道德勇气，抵抗王命滥杀无辜。

 

当法老质问她们为何抗王命时，她们机智地回答说：因为“希伯来（犹太裔）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她们已经生产了。”（圣经《出埃及记》一：19）。只是两个平凡的奴隶小人物，竟能在操生死大权的法老跟前，果敢又灵巧地避免民族大灾难。可见，刚强的善性，并不需高学历、社会地位，而是源自对全能造物主的敬畏，远胜外表跋扈其实内里胆怯，只有“脆弱的惧怕”之君王。蚁民如奴隶阶级的收生婆，因着对上帝的敬畏，凭良心而活，珍惜祂恩赐的每一条生命，不知不觉间拯救了整个民族，逃过法老的追杀令。

 

犹太收生婆比起埃及平民百姓的社会地位更要低下，却因为坚守上帝恩赐的良知而能够活得更有尊严，比很多道貌岸然或饱学之士，更能展现出高贵的人性。她们也不会像那些甘于平庸而随众行恶的市井之徒，以为听王命去滥杀无辜，便可以逃避道德责任。犹太收生婆的“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行为，见证著唯有具“神圣的惧怕”，才可在关键时刻领人归向正轨，

 

 

 

真的不要以为藜民百姓只是乌合之众，不足成事，事实上，历史可以证明他们都是独裁者的肥肉，毕竟一个强权者和他的随从孤掌难鸣，要他们惧怕的庞大的民众愿意盲从，才可翻云覆雨。故此，近代的极权政府最擅于挑起群众运动，煽动对立情绪、民族主义以蒙骗人民的是非之心，令民众如扯线木偶般玩弄于掌上，任其差唤。

 

 

政治哲学家Hannah Arendt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平凡的邪恶》中，坦然道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随时都会历史重演，因为任何人内心都潜藏着可怕的恶。而且这人性的邪恶极其平庸无奇，像细菌般一旦稍有湿气便会滋长，野心家只要看准人民的渴求，耍手段推口号加以煽动，百姓心底的恶便很容易无边地释放。

 

正如当时的德国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英法两国报复式的严苛条欵，令民族永无法翻身，希特勒便看准了民族的屈辱，誓言必可令国家重新扩张扬威天下，并声称阻碍这强国美梦的，就是财技卓越又敛财的犹太人。在国家机器厉行的宣传下，人民瞬间便被社会的主流偏见所占据，不以造物主栽植的善去分辨、质疑经当局精心设计的所谓政治常态，只对自己有利的议题关心，漠视他人的安危，邪恶的势力便随之大举扩张。

 

埃及法老时代的埃及人民也一样，他们明知屠杀犹太人的男丁是伤天害理的邪恶行为，即使可能一开始会踌躇难以完全接受，但是，却更愿意相信法老王对犹太人会危害国家安全的指控，最终成为“脆弱的恐惧”的支援，令犹太民族迅速堕入埃及众人之恶中。

 

 

 

不单只个人的恶毒会因在上者的把弄而冲破良心的壁垒，很多时身在人群当中，良知更像卡紧了无法的启动。心理学家Catherine A. Anderson 在其著作《为什么好人总是袖手旁观》Why We Act: Turning Bystanders Into Rebels) 中解释，由于在人群当中，不需立时作出回应，很多时道德的警剔性反而减弱，因为反正可以躲在群里，因着这个保护膜而选择了默不作声。

 

谁知，这沉默当下便喂养了群体之恶，因为噤声就是变相无声的同行者。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美国南部反抗种族隔离的马丁路德金博士，便曾一针见血的说：“历史⋯⋯最大的悲剧不是恶者的刺耳叫嚣，而是好人那令人胆寒的沉默。”

 

同样地，当人们看到别人也毫无表示时，有时推想当场全体人都认同这本来是令个人反感的行为，又或者会误判终会有人站出来加以援手，自己不需强出头，仗义的责任便随之减少。两类的想法，只会助长独裁者掀起的民众运动，吸收到无穷力量翻天覆地。

 

最可怕的，是当在场的人数越多，每个人心内的恶便会嚣张地跑出来，由旁观到默可，至不再需要躲在人群中瞒天过海，最终会演化成具体的参与，甘愿成为行恶的工具，甚至以自己的公开行径为傲，乐于助纣为虐，无愧地遵从独裁者的政令。

 

 

不少生活在自由国家的人认为，要逆转从众的心态，最重要的是栽植道德勇气，然而，这勇气若靠个人力量，很多时会在面对群众压力或巧言令色的政治家之鼓动下，会消失殆尽，如何是好呢？

 

埃及法老王时代的犹太人收生婆，便展现了她们违抗王命的力量泉源：“神圣的惧怕”。Catherine A. Anderson的研究，也帮助我们了解群众其实也很脆弱，原来人群中只要有25%持相反意见而愿意踏出第一步，一众的所谓共识便很快瓦解！故而，人类的历史也不致永远陷入黑暗邪恶中。

 

若我们的眼界能超越地上的国度，得到“神圣的惧怕”的视野和勇气，必如犹太人的收生婆，在历史留下佳美的脚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