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江山社稷 逢社集会 剖析47人案判刑的问题

【吉米言法】2024年11月19日，香港高等法院对涉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的40多名被告判刑，这个案件掀起轩然大波。

此案是自《香港国安法》（属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于2020年6月实施后首宗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如果说此案通过全国性法律在港的实施来形成一个关于国家安全的先例，那么在未来执行特别行政区自行所立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时，希望可以宽平、衡平、公平对多元的市民社会，给整个香港市民社会留出一丝喘息的空间和机会。

依照《基本法》第二十三条，2024年3月香港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其中将 “关乎中国或特区...社会发展的秘密”视作“在没有合法权限下披露，便相当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的国家秘密（State Secret）就太过严苛了。

国家秘密包含政府决策，军事，外交，科技，国安等领域都有理有据，但是整个200页立法，只出现过一次“社会发展”一词，并将“社会发展”讯息的未授权披露也看作国家秘密，且通过公诉程序可处监禁10年，这会给公众造成困惑以及恐慌，长期会弱化整体社会的力量，消减社会的活力，更会挤压社会发展的空间。

中文“社会”一词则最早出现在唐宋时期，即逢“社”集“会”，指“旧时乡村学塾逢春、秋祀社之日或其他节日举行的集会”。《辞海》的定义是“以 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

英语中“社会”一词的解释是“生活在一个或多或少有序社区的人们的总和”。小到可以是一个三位理事所成立的社团组织，一个地区的行业监管组织，如律师公会或者参与社区的所有人的总和都可以用Society一词。

一位社会学家曾提醒笔者，中文“社会”一词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中实质上带有负面的意思。社会往往是对立于体制的概念，如待业青年被称为社会青年，非政府组织被叫作社会力量。

但是香港的社会发展要比中国大陆多元丰富得多，根据《香港01》2022年6月的报导，“根据《社团条例》已获注册或豁免注册的社团有37,837个...另外，还有13,240间与社团有关的公司。按上述数据推算，本港合共有逾五万个社团，以2020年全港有约750万人口计算，社团密度达到66.7个/万人”。

可见社团在香港社会却扮演着积极，重要和正面的角色，并且香港的社团比例其实和加拿大卑诗的统计旗鼓相当。卑诗省在2016年推行新社团法之时，卑诗有两万七千多所的社团组织，按照当时的人口计算，约每万人中有约六十多个社团组织（Millman, 2016）。约44%的卑诗居民每年贡献2.7亿小时的义工时间到社团的各类活动 。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立意就是要将居民的基本权利建立在“统一”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之下，例如， “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被置于第三章的位置，法律面前平等是第二十五条，选举和被选举权是第二十六条，“ 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则是第二十七条。这些均在颇受争议的《基本法》第二章第二十三条之后。

这就是说， 没有总则，就没有香港特别行政区，而没有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就无从谈起。我们有必要认清这一《基本法》结构上的特征。

中国虽然不是一个由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即平等和“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有条件地将其部分权利转让给政府，以更好地确保稳定、舒适地享受生活、自由和财产”为基础而兴起的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但是中国还是有着悠久的“皇权不下县”的传统。

考虑到社团在香港这个国际性城市中的参与度与活跃度，在面对这种由民间社团组织有效互补协作所构成的商业社会，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更要宽平以及衡平。朝廷不能只以“江山社稷”的视角俯视百姓，端著“让你偷生，还不谢恩？”的态度，政府需要对“市民社会”积极保护培育，总结经验并且研究反思。政府没有必要进一步山穷水尽，是时候回归“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希望抛弃区分求共对。”

撰文：吉米言 (卑诗公益法律服务社团 Access Pro Bono Society of BC 法律义诊服务总管及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