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专访】钟剑华赴英：香港已容不下真心话

 

【星岛综合报道】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总裁钟剑华4月24日离港赴英，及后于社交平台上公布离港消息。社交平台文章以“不愿作逃兵，无奈需避秦”为题，钟剑华形容离港是“十分无奈的决定”，当前的香港已容不下真心话，只容许谎言与假话，权力机关公器私用，红线处处，香港已经不是可以免于威吓而正常生活的地方。他又强调，自己过去一直坚持不被恐惧支配，最后竟引来无休止的滋扰及威吓，令他十分失望和愤怒。他亦承诺，离港后会继续关心香港事务，继续为香港成为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努力。

离港后，钟剑华接受加拿大星岛中文电台《A1出击》记者冯凯欣访问，讲述离境前的挣扎和感受。

问：加拿大星岛中文电台《A1出击》记者 冯凯欣

答：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总裁 钟剑华博士

问：钟博士，你曾指过去没有想过要离开香港，最近是否有特别原因，令你不得不离开香港？

答：我一直都没有想过要离开，过去很多朋友亦有劝喻我离开，但我亦没有理会，当然我是很感激他们的好意和关心，但我一直深信留港不会有太大问题。不过，相信大家都知道香港过去大半年变得越来越坏，特区政府使用殖民时期的恶法，包括“煽动”、“煽惑”的罪名，控告多人。“煽动”罪行在1967年暴动后，已经甚少被使用。这些罪名控告门槛很低，很容易入罪，大家都见到很多案例。所以特区政府完全不理会卖相，以这些罪名控告市民，自然引起我们更大的忧虑。

有新闻工作者，譬如区家麟，他这么温和，我一直觉得他比我温和很多，但他亦被拘捕。同时亦有很轻微的事，两个卖奶茶的女孩，在Facebook上写一句叫大家不要打针，就被指煽动，被捕后更不被允许保释。加上香港民意研究所发生了事情，你可以说我比较多嘴，所以除了研究所的事情外， 我在Facebook等各种平台均有发言，继续讲香港情况。研究所受到攻击的时候，我都会比较直接地反驳攻击，所以面对的不确定性变大。考虑到各种因素及近期发生的事情，我希望可以保留自己的自由意志，继续发声，不要因为自己的事情或政府的行动，令家人有很大的负担，亦会令到年老的父母，九十多、八十多岁都要为我忧虑。有很多朋友，就算早前并不认识，他们在街上见到我都叫我离开，考虑到这些因素后，我最后决定暂时离开香港一段时间。所以在今年的二月中，我申请了英国的居留许可，二月底获批，我三月初就决定到英国。

 

问：你提到民意研究所发生了事情，你自己较为多嘴、会提出反驳，你是否曾因为受到警告，担心影响民研的工作，甚至你的家人，所以令你不得不离开？

答：一方面，我相信在特区政府、某些左派人士眼中，在建制喽囉的心目中，民研都是他们希望重点针对的对象。因为现在有部分人希望摧毁香港公民社会，有些人希望过程越左越好，好比文革，希望寻求利益，所以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民调，都会被人借意作出各种恶毒、不讲理据的攻击，这个情况不时都会发生。加上政府动辄指人“煽动”，早前我亦提过，我们就著立法会选举做的民调，政府指不排除我们犯法。我们在民调内有各种不同的选项，都说不排除我们犯法，后来廉政公署又来查我们，我们亦被国安警司邀约过几次，特区政府的意图昭然若揭。这不是我影不影响民研工作的问题，而是因为政府要摧毁公民社会、不能面对现实，担心被人揭破政府不想被人知道的事情，令我们成为其中一个被特区政府、建制人士针对的对象，这个是事实。再加上我提到个人的考虑，所以决定暂时离开香港一段时间。

 

问：民研受到针对，最后会不会要解散、倒闭？最近香港记者协会（记协）开会亦提到这个问题。

 答：我觉得民研做的工作全部都合法，都不见得政府有什么理据可以去取缔我们。但问题是现在政府工作不需讲求理据，它可以乱来。好比《苹果日报》，政府动不了就找个技术理由，指厂房违反契约，租予其他公司。政府就是用这个方法搞《苹果》。李卓人在示威时手持气球，政府就指他干扰飞行安全。政府是可以这样做，可以做到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如果政府内有些人刻意针对民研，危机确实是存在。不过，正如我们一直所言，我们相信我们全部工作都是合法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视乎情况，在容许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做日常的工作，直至做不到为止，亦都希望他们日后针对我们时，是有合理的说法。但现在我离开了香港，自然不再是研究所的副行政总裁，我不可以代表他们说太多将来的事情。但我相信一个文明社会的政府，是有需要参考民意，就算不跟民意，都要重视民意，这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有些民意透过我们反映出来，而政府不想面对而搞我们的话，民意也不见得会消失。我希望各界可以用一个合理的态度看待问题。

 

问：有指一被《文汇》、《大公》刊登上报，就代表发出最后通牒，成为被狙击的对象，国安亦会着手调查。你曾被国安约见，你认为这是希望吓你吓到走为止，还是一个最后通牒？

 答：我在三月见过国安，他们都是客气的，但他们传递的信息也是与你的说法类似。我曾问过是否《文汇》、《大公》随便找个“二打六”，拿着虚假文件报警，你们就警戒我们。我直接问过他们，他们说他们不是为《文汇》、《大公》工作，他这样回答。我当时回应说，“当然系咁就最好”。老实说，有些事确实会令我们认为他们是如你所说的一样，正如《苹果》、《立场》，或者最近针对记者协会。记者协会做过什么？它是一个记者工会，你在法律上不能找到有说服力的理据去取缔它，就不断威吓，提出“假新闻”、“违反新闻道德”，这些都不是法律的指控，而是一些道德指控。然后《文汇》、《大公》就指“你们唯一出路就是自行解散”。这是什么意思？即是等于黑社会“捧盆桔去你门口叫你畀利是咁解”，和黑社会有什么分别？我觉得这些行为相当反文明，亦不是现代政府应有的作为，但很可惜，这些作为，现在香港政府是一而再地表现出来。

 

问：你见国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提醒”、“告诫’、‘警告’等，或者有什么面部表情令你觉得你是时候要离开？

答：应该这样说，我们之前因为做了一个关于乌克兰的民调而被国安约见，他们称是“沟通”，当刻是三月中，公道地说，那一次并没有影响。在约见过程，我刚才说他们很客气，但视乎你如何理解。沟通都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你为何要和我沟通，香港有七百万人，你为何要选我钟剑华去沟通呢？他们当然是希望达到某些影响，对吧？这些影响包括好言相劝，“扮晒朋友”，作出暗示等，什么都有。当然我都不会安坐在座位上，随他们说，我也会反问他们相不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与国家安全有关，或反问“《文汇报》找个人报警，你们就会采取行动？”

 

问：钟教授，你好像和他们上课一样。

 答：是的，当日见了两个多小时，我觉得自己像讲课一样。

 

问：我看过你过去的访问，曾经提及你被人、被车追踪，这次你离开香港之时，有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场面？有没有人在机场等候你、问候你，或是要求你出示文件？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答：这些是间谍电影的情节，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我在前往机场、过海关、入禁区的过程都顺利，也见不到令我感到不舒服的情况。当然，我在机场也确实看见一些明显不是游客的人，你知道都是同一班人，我相信都是一些司法部门、或是相关工作的人员在观察，我估计不是特别针对我的。

 

问：你离开香港的过程都相对顺利，你去机场之前，有没有想过你离开不了？

答：我自己并没有想过，公道地说，过去被他们在机场拦截、无法离开的，公开知道的只得一个，例子很罕有。当然有一个先例就很难保证没有第二个，所以我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不过是罕有的。所以老实说我不是太担心，但有人会替我担心。当日有知道我离开香港的朋友，不计家人，都不足十人。但当日知道我去机场至入海关、入禁区前后，都有不少人传讯息给我问我“你宜家到未、去到未，你上机未”，他们比我还要担心，甚至有朋友提出戴着帽帮我去航空公司柜台登记，叫我不要过去。我十分感激他们的担心。

 

问：你单人匹马去机场，没有人陪伴？

答：没有，我自已一个人去，有人提出替我去柜台登记，但我说不用。

 

问：坐上飞机的一刻，有没有感概良多？最不舍得是什么？

答：确是感概良多，我在机场写了几首诗，写到自己快哭了。上机后，我知道很多人很快就会知道我离开了香港，我觉得都需要有个讲法，不要被《文汇》、《大公》大做文章，所以我坐上去新加坡的飞机时，我写了一篇文。到达新加坡后，我就在转机的时间发布上Facebook。你可以看看那篇文章。

我当然很不舍得，很不舍得很多朋友，都不舍得家人。事实上我都从未想过要离开，我一直都以香港为家。我经常都说，无论情况有多恶劣，我们都要紧守岗位，常存盼望。我想我离开香港后，仍然可以紧守岗位。我说过我会继续为香港发声、继续为香港做事，继续尽我一切努力，就算我不是职员，我都会尽我一切努力支援民意研究所的工作，我亦都抱有盼望。虽然我不可以否认我到英国是申请“BNO 5+1”，但我都不会视这为移民，我是来这里住一段时间。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可以重返香港。

 

 

问：你离开香港之前，最不舍得什么？有没有去些特别的地方、吃串鱼蛋？

答：哈哈，之前几日有走去自己常去的地方走走，回去我成长的彩虹邨，去清水湾。我很喜欢清水湾郊野公园，因为可以看到海、看到山、又看到岛。其实都去了很多地方。

 

问：你还有家人在港，你担不担心他们？

答：我可能天真，我就未有这种担心，如果一个政府做到这个地步亦十分卑劣。我希望我们的政府不至于卑劣到如此。我希望这是事实。但当然，若果真有其事，我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问：你有什么新的计画和打算？开平台？还是继续写文章、继续接受访问？

答：我以往做的我会继续做，我会写文章发布上Facebook，有传媒、有其他朋友找我访问，需要我发表意见的，我只要识讲，大家都知道，我从来都不会“托手踭”，不会收钱，我会继续做的。我自己当然要解决生活的问题，我都会寻求收入途径，我会再思考，暂时未有开平台的打算。我一直都没有开过平台，也没有开过Patreon。我暂时都未有这些打算，我需要再思考。首先是要是解决居住、生活安排的问题，这些需要先处理，找好地方落脚，再思考具体操作的问题。

 

问：你一到英国伦敦街头，就碰到香港人，他们都认得你、对你很热情。

答：都有的，我都很意外。早上抵达英国，出去逛了一段时间，起码都有五、六次，有人走来说认得我，来和我聊天、拍照。有一个令我特别感动的，是一位太太，我相信她已经七十多岁，她离远见到我就走过来，问我是不是钟剑华，我说是，她就跟我说，她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她以前在香港移民过来，她说她一直都有留意香港的情况，觉得很难过。她认得我，过来跟我拍照、打气(下图)。我有点意外，她离开了香港三十多年，年纪很大，她仍关心香港。事实上，我亦见到其他人，有可能都是近期离开香港，离开有一、两年的，他们都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希望我可以尽快适应，为我打气。我相当感动，亦十分感激大家的支持。我觉得很安慰的是，很多人到海外之后，仍然很关心香港，我认为这个对我来时是很大的鼓励，我希望大家继续不放弃香港，亦希望你们在多伦多，不要因为时间而丧失对香港问题的兴趣，继续报导香港的故事。

问：他们对你的热情，以及Facebook上的留言，会不会减低你觉得自己做“逃兵”的内疚？

答：我没有内疚，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有些说法是指你去外国后说风凉说话。当然我不是太赞成某些人去到海外，开了Patreon，语不惊人死不休，越说越夸张，我就不赞成这些说法。但无论如何，如果他继续关心香港，都是一种好事。我就没有这种内疚，我不是这种心态。我来到后，都不会因为我离开香港而改变一贯作风。我会继续讲我要讲的，做我要做的。不会觉得自己安全了，就越说越夸张。这个有待大家用事实去证明。我会继续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继续做与香港事务相关的事。我离开香港后，未必可以好像以前在香港时一样，“贴地”地理解香港情况，但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尝试。我未必可以好似往前一样，在地感受香港的脉搏，但大家都知道我是社工出身，社工的原则就是感同身受。我们在学习时就要学如何感同身受，所谓Empathetic Understanding，我自问都有这方面的能力，我希望不会因为年老而失去这种能力。我会继续尽力而为。

(资料图片) T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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