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分析】美國死亡率高於加拿大的三大原因

【星島訊】美國死於新冠狀病毒的比率是加拿大的兩倍，每百萬人中有200人死亡，而加拿大是每百萬人中有100人死亡。

CBC新聞諮詢了五名傳染病專家、閱讀學術研究以及政府和企業收集的數據，試圖找出原因。綜合出結論，壓倒性的意見指向三個主要的原因：醫療保健制度、政治相關的長期問題，以及一個特定城市的因素。

雖然每位專家都同意美國政府在早期應對疫情時失誤，但大多數專家表示，特朗普的行政問題只是疫情發展至此的其中一個因素。

截至周三中午，美國共有逾125萬人感染新冠狀病毒，至少74,000死亡。加拿大則有逾63,000 人感染，4,200人死亡。

死亡率比案例更可靠

死亡率被認為比病例總數更準確地反映了蔓延率，而病例總數則依賴於各轄區之間不一致的檢驗標準。

多倫多大學流行病學家Ashleigh Tuite表示:「我認為人均死亡是疾病活動程度的一個指標。」她說，從全球範圍去看到美國與加拿大的差距很重要，不過由此比較，美國的死亡率仍遠低於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時。

隨著疫情的蔓延，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的死亡率差異可能會繼續變化。事實上，根據歐洲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每天發佈的數據，這一差距一直在逐步收窄。

三月份，美國人死於新冠狀病毒的人均死亡率是加拿大人的3.6倍。在4月上旬，是3.1倍。4月下旬是1.7倍，至5月上旬的死亡率也差不多。

美國的病例已經對加拿大人產生了直接影響，例如，美國是安省迄今為止最大的早期輸入病例來源，特別是當病毒肆虐紐約時。

紐約，紐約

美國很不幸的是，最繁華的城市首當其衝。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大流行病防備研究員Amesh Adalja指出，「最早受到沖擊的城市或區域，其準備程度會影響死亡率。」他說，後來受到沖擊的城市不僅受益於人較少，而且有更多的時間準備。

事實上，根據網站Worldometer匯編的美國州和縣級數據，不包括紐約市郊區的話，加拿大和美國47個州之間的死亡率幾乎完全相同。

無可爭議的是，紐約遭受了病毒的重創，而它的標誌性特徵，就是擁擠，這有一定作用。

流行病學家認為人口密度是造成風險的一個因素。紐約的人口密度是加拿大最擠迫城市溫哥華的兩倍。

每一個工作天，540萬人湧進紐約的地鐵系統，這是多倫多地鐵和街車乘客量的6倍。三月初當人們還未開始被逼在家工作時，病毒已在市內傳播，地鐵無疑是其中的感染途徑。

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Jeffrey Harris在一篇尚未經過同行評審的工作論文中描述了這一點，「地鐵播下了紐約大規模冠狀病毒流行病的種子。」

醫療制度的影響

毫無疑問，美國潛在的醫療問題令情況更加致命。

美國疾病控制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簡稱CDC)剛剛發佈的一份報告發現，在喬治亞州住院的患者中，有近四分之三的人早有健康問題，令感染後的情況更加危險。高血壓是喬治亞州研究中最常見的健康問題：約67.5%的人有高血壓。嚴重肥胖症也在名單上。

到目前為止，美國是發達國家中肥胖症最高的國家，高血壓發病率略高於加拿大。

喬治亞州的研究更指出了一個巨大的種族差異 : 醫院裡的冠狀病毒患者， 83%的是非裔美國人。

CDC的這項研究表明美國黑人比其他種族更容易受冠狀病毒的打擊。(目前還沒有加拿大的可比數據。)

這揭示了在大流行之前，美國醫療保健系統存在的一些缺陷。例如，在獲得醫療方面存在一個持續的差距，有色少數族裔似乎更缺乏醫療保險。

在大流行之前，近10%的美國公眾缺乏保險，隨著人們失去工作和僱主提供的保險計劃，這一數字可能還會上升。

雖然美國政府承諾會為沒有保險的人提供病毒檢測和醫療費用，但亦有分析指出，其中可能有許多意想不到的費用，而少數族裔和沒有保險的人需要到更遠的地方去接受檢測。

史丹福大學傳染病專家Krutika Kuppalli說，少數群體、農村居民、無家可歸者以及那些患有精神疾病和毒癮的人接受治療的可能性更小，「這類患者很難接受醫療護理，也是最脆弱的群體。」

政治的影響

一些美國的研究表明，政治可能對是否進行社交距離起了一定的作用。

這與美國的幾項民意調查結果一致，民調顯示兩黨在對待大流行的態度上存在分歧，共和黨人比民主黨人更不擔心。

芝加哥和德州的大學研究人員上月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在2016年大選中投票支持特朗普的縣，人們更不可能去預感風險、尋求知訊或保持身體距離。

研究報告的作者寫道:「即使客觀地說，死亡在即，黨派偏見仍然會影響人們對事實的看法。」其論文還未經過同行評審。

另一篇文章說，美國人對病毒採取的預防措施，可能是受政治清談節目的內容所影響。根據芝加哥大學研究人員的論文，由Sean Hannity主持的一檔霍士新聞節目的觀眾（最初嘲諷了這一流行病）比由Tucker Carlson主持的另一檔霍士節目的觀眾（認真面對病毒）更不可能被隔離。

谷歌從智能手機上收集到的追蹤數據顯示，加拿大人比美國人更多地實行社交疏遠，而且開始得更早。

倫敦市Western大學的流行病學和生物統計學主席Saverio Stranges說，在大流行病中，明確的公眾溝通是必不可少的。

他說，加拿大的政治家雖然不完美，但在公共衛生專家的指導下，他們試圖在聯邦和省一級傳遞一致的信息。

然而在美國不同的危機階段，特朗普一再與各州州長發生衝突，批評他們的表現，批評一些州長重新開放的速度太慢，還一度指責喬治亞州的一位共和黨盟友重新開放的速度太快。

幾位州長對混合信息和缺乏協調反應表示失望，並制定了自己的採購防護設備和遏制病毒的計劃。

雖然特朗普在封關和宣傳使用口罩上比加拿大行得快，但在傳遞危機的嚴重性等基本細節問題上，卻搖擺不定。

特朗普在二月還堅稱美國很快就會出現零感染。與此同時加拿大的衛生部長已敦促國民儲存食物。而眼前美國還在為重新開放爭論不休。

美國在大流行的初期，遇上了測試失敗的阻礙，但現時他們的檢測率已慢慢追上加拿大。

它每百萬人做了23,208次測試，而加拿大每百萬人則做了24,359次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大流行病防備研究員Amesh Adalja說：「美國聯邦政府的反應肯定要對我們的處境負責。一開始就管理不善，對威脅輕描淡寫。」

(圖片：美聯社、加通社) 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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