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棋盘｜朱镕基“不惜一切”挺港论 见“一国两制”内涵卅年演变
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人称“铁面总理”的朱镕基，对经济改革、打贪等雷厉风行，5年总理任期政绩甚多，尤其是推动中国加入世贸。朱总一直特别关心香港，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一句“不惜一切护港”，展现出中央领导人对香港的支持和承担。他的言论不仅给予港人信心，其实背后也象征“一国两制”内涵在此后30年的演化脉络。
回归初期中央对港政策宽松
早在特区筹备阶段，江泽民已提出“井水不犯河水”，旨在保证香港平稳过渡。香港1997年回归后，中央初期对港政策确实相对宽松、克制，民建联创党主席曾钰成便曾引用当时中央官员说法，认为“香港事务最好由香港人自己管理”，一方面是出于中央对港人信任，另一方面亦自问未必百分百“懂香港”。
此一想法，后来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得到印证。当时朱镕基主持两会的中外记者会，承诺若特区政府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联系汇率制度。不过首任特首董建华2017年曾爆料，指当时港府入市打击炒家前，曾致电时任副总理钱其琛打招呼，询问中央是否要派人来港协助。钱其琛考虑两天后拒绝，直认对香港认识不深，若派人来港，担心给予错误意见，大家都会后悔，并认为这要求不符合“一国两制”规定。
金融风暴与修例风波 中央背后精神一致
其实两种说法未必有矛盾，当时国家经济发展仍在转型阶段，而朱镕基的说法，最大作用是在政治上给予港人信心，表明中央是强大后盾。事实上，最终是香港自行动用1180亿元外汇储备入市“打大鳄”，不用劳烦中央，后来坊间的演绎则有点“曼德拉效应”。
不过2003年沙士、23条立法风波引发七一大游行，成为中央对港政策改变的分水岭，包括成立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对港事务关注明显增加。2014年，中央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白皮书，强调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高度自治权源自中央授权。本港政治纷争之后越演越烈，衍生占中、旺角骚乱等，直至2019年修例风波，国家安全受严重威胁，“一国两制”几乎毁于一旦，最终中央直接出手制订《香港国安法》，平息乱局。
宏观而言，北京祭出《国安法》大招，也是以另一种方式兑现朱镕基当年的承诺——“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哪怕制订《国安法》在国际社会招致批评，但中央必须果断出手。前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指，朱镕基当年“不惜一切代价”的说法是生动修辞，“中央一定会思考每个行动背后的代价，但只要认真审视及平衡过，认为值得、有必要，就会去做”，当香港有困难无法自行解决时，中央一定会全力帮助。他说金融风暴与修例风波两件事很难直接比较，但背后精神是一致。
“民族罪人”论时被翻炒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则指，对中央而言“一国两制”只许成功，金融风暴期间力挺香港，给予香港信心抵御冲击，过程中亦体现“高度自治”原则，由特区政府处理。至于《国安法》订立，刘兆佳指当时社会暴乱危害国安，北京出手行使全面管治权属“无可奈何”，但这亦印证邓小平的当初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即不要以为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当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非干预不行。
回归近30年，“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几经波折，朱镕基谈论香港的金句不时被翻炒，包括2002年他在礼宾府提到的“民族罪人”论，往后成为不同政见人士争论谁“搞坏香港”的引子。惟时代在变，“一国两制”实践已进入新阶段，当前更重要的是如何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提升治理效能、应对一系列社会经济结构性变化，真正实现由治及兴。
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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