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街老店面临“无人肯煲饭” 3万月薪请不到人 被迫租楼请外劳 明言是无奈之举
扎根庙街44年、连开5舖的兴记菜馆,当年父辈以8.5元一客煲仔饭起家,如今最便宜一款已卖75元。不过,这间老字号坦言正面临“无人肯煲饭”的困境,第二代负责人陈国辉接受《星岛头条》专访时直言,试过以月薪3万多元聘请员工,仍一无所获,最终被迫聘请外劳,还要专门租楼供他们居住,并强调这是无奈之举,“外劳并不便宜”。

难顶厨房高温 年轻人宁做西厨
兴记的煲仔饭讲求“逐煲煮、一煲一煲出”,厨房内数十个明火炉头同时运作,温度极高。陈国辉透露,即使开出3万元月薪聘请本地人专责煲饭,仍然“一个都无”,甚至试过请了3个人站在同一个岗位,“做了一个多礼拜,3个人都说做不来,就走了”。
这并非个别岗位现象,而是行业结构性困局。他观察到,年轻人宁愿做西厨也不愿入中式厨房,“西厨可能只是调汁、食材新鲜就搞定,中厨不是,又要切又要醃,对着火炉十几个小时。”现时年轻人不难找工作,就连楼面岗位也同样难请,“宁愿去做茶餐厅,没那么辛苦”。
兴记现时最资深的员工已做了40多年,厨房老大亦驻守十多年,“好像兄弟一样”。但这批老师傅正在老去,后继却无人,“现在已经没有年轻人入行,只剩一些上了年纪、快要退休的师傅,看着都让人担心。”





拒绝自动化 电炉与明火两回事
人手短缺之下,直接影响了产能。陈国辉回忆称,以前庙街可摆街,最高峰时1日可卖2,000多个煲仔饭;如今受限于地方,“以前是一间舖煲饭,现在是个一个角落煲饭,效率会慢”,日产量少了数百至1,000个。以前一间舖有50个炉、30个炭炉,现在规模大减,“做少些,没那么辛苦”。
但即使减产,品质底线不变。食材方面,陈国辉坚持用靓米,“300元加到410元一包25公斤”,拒绝转用百多元的平价米,“偷工减料客人会知道”。这份传统的坚持更延伸到器具,兴记拒绝使用耐用的高温煲,坚持以每只约20元的沙煲烹煮,“沙煲才有个洞,渗火、炭味,高温煲入不到那种味”。不过,他指沙煲是坚持用货真价实的陶制品,“如果你削减成本,即是拿些不靓的东西,食完无回头客等于自杀”。
此外,自动化看似是出路,但陈国辉斩钉截铁拒绝,“不会想自动化”,因为电炉煮出来的味道与明火“是两回事”。他又曾考察内地一些用火设备,“看过都是一般般,没有那种镬气。”
外劳并不便宜 需专门租楼安置
兴记最终被迫聘请内地外劳,专责煲饭及煎牛颈等核心岗位,但陈国辉强调这是无奈之举,并指外劳并不便宜。
他细数成本账,每请一名外劳,两年需向政府缴交约9,600元雇员再培训征款;又要专门租楼安置他们,“外劳公司租一个床位要2,500元,十人月租高达2.5万元;我现在直接租一个单位可能只需2万元,间好房一起住,更划算且易于管理。”不过,外劳总成本与本地员工仍相差不远,“可能便宜一、二千元左右。”若请到本地员工便不会聘请外劳,“请外劳又要申请,手续很麻烦,又要给钱政府”。
他更指出,外劳赚到的钱大多回流内地消费,“对香港无帮助,只帮助劳动力,他们赚了钱,很少在香港消费。”面对“请外劳掏空香港”的批评,陈国辉反驳得直白,“你们因便宜北上消费也是被迫无奈,其实这是一个循环,对香港经济是不好的,但无办法”。
面临传承断层 不想让儿子接手
人手困局之外,传承是更深层的隐忧。兴记由父辈创立,姐姐陈国英早年辞工先接手,陈国辉2005年才从印刷厂回巢帮忙,“一文一武”分工。如今姐姐即将退休,“之后我全部接下来。”
至于第三代,儿子英国毕业后在外上班,陈国辉坦言,“我都不想让儿子去做,看看他们自己有没有兴趣,有兴趣就做,不过很辛苦。”他坦言,“如果无人接手,我想做多几年,如果无人接就关门,就够了”,认为兴记最大的竞争力从来不是价格,而是口味与品牌,但“请不到人就无法继续煲饭”。
记者:邱思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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