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函】讀者梁先生四度來函,對本新聞網 (加拿大星島新聞網 / singtao.ca ) 於5月9日「專欄特區」中讀者凌先生題為〈 【讀者讀者來函/5月9日刊】回應一位認清現實的97港人移民 〉 的文章作出回應,編輯部於5月11日將讀者梁先生來函成文〈【讀者來函/5月11日刊】致凌先生:同情行政之亂,但需認清「優先權」在現實下的底牌〉 畢錄於下,與讀者分享。
編輯先生:
拜讀凌先生 5月9日 的來函,筆者完全同情凌先生及一眾申請人所面對的行政困境。 凌先生提到的 Maintained Status 導致醫保、駕照失效,以及工簽審批出錯等問題, 確實是加拿大官僚體系令人齒冷的「行政失職」。在這一點上, 筆者與凌先生站在一起——加拿大的行政效率確實爛透了。
然而,感性上的同情不應掩蓋理性上的邏輯分析。 凌先生信中的核心不滿在於「政府未兌現優先處理( Priority Processing)的承諾」,對此, 筆者有幾點觀察與之商榷。
一、 承諾的「優先」,敵不過崩潰的「現實」
凌先生引述 2021 年前部長的承諾,強調救生艇應獲「優先處理」。在法規上, 這確實是當時 IRCC 給予香港通道的行政優待。但凌先生必須承認,2021 年的加拿大與 2026 年的加拿大,在行政負擔上已不可同日而語。
當一個國家的移民、住房與醫療系統面臨總崩潰時,所謂的「 優先處理」便成了一個相對而非絕對的概念。 當救生艇、烏克蘭專案、阿富汗難民以及各類人道援助同時擠在「 優先」的窄門前,原本的快線必然變慢。 這不是政府針對香港人的蓄意刁難, 而是一個失能系統在超載下的物理反應。
二、 蘇格蘭助產士的例子:這是一場「全國共業」
凌先生引用溫哥華島蘇格蘭助產士的案例, 這恰恰證明了筆者的核心論點:官僚主義的毒手是不分國籍、 不分階級的。
助產士是加拿大最急需的專業人才,其社會價值不言而喻, 但她依然在工簽程序中受盡折磨。如果連這種「剛需人才」 都要在崩潰的系統中掙扎,凌先生與北先生憑什麼認為, 僅因為身為救生艇申請者,就應該在行政上獲得超越其他類別( 甚至優於醫療專才)的絕對豁免?
凌先生親口承認,許多申請人是因為在 Express Entry(EE)計分系統中「不夠分」才轉走救生艇。 既然你們選擇了這條「免除硬體競爭」的特殊通道, 本就應預見到這種基於政治與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的項目,其穩定性與速度極易受國家政策波動影響。
三、 行政失職不等於「欠了你」
凌先生提到的醫保與駕照銜接問題, 這是不折不扣的政府部們溝通失靈。這類「低級錯誤」確實該罵, 也該爭取改善。但我們必須分清:「批評政府辦事不力」與「 以此要求特權」是兩回事。
30 年前與今天,移民的本質從未改變。 移民是一份與主權國家簽訂的長期契約, 其中包含了對該國官僚體系、社會效率等負面因素的承擔。 我們當年在境外排隊,承受的是長年的分離與等待; 你們在境內持有工簽等待,承受的是行政銜接的混亂。
真正讓老移民感到不安的,不是新移民的投訴,而是那種「 因為政府承諾過優先,所以我就必須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比別人快」 的特權感。
四、 結語:回歸「港人精神」的韌性
凌先生希望大眾了解申請人的困境,筆者完全認同。 但解決困境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北先生式的「成名後的悲情表演」 ,不斷要求政府履行那些早已被現實壓垮的政治口號; 另一種則是像許多默默耕耘的港人一樣, 在不完美的制度中尋找生存空間。
既然凌先生也提到有「年青有為」的港人成功透過 EE 拿到 PR,這證明了實力依然是硬道理。如果選擇了門檻最低的通道, 就請拿出應有的韌性去面對這條路上的行政風暴。與其在報端爭論 2021 年的諾言,不如認清 2026 年的現實:這是一個崩潰中的系統, 沒人欠誰一張快速上岸的保證書。
一位認清現實、與大家共度時艱的 97 港人移民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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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朗專欄】倖存者偏差
尊敬的編輯閣下︰
小弟作為救生艇計劃的申請人,拜讀完認清現實的97港人移民發表 的鴻文,希望能作出回應, 讓在加華人更了解一眾救生艇計劃的申請人所面對的困境。
就移民前輩於開首提出申請快慢的觀點,前移民, 難民和公民事務部長Marco E. L. Mendicino曾於2021年4月所發出的新聞稿 中表明救生艇計劃的設立是為了讓申請人快速(fast- track)成為永欠久居民, 因此申請人才會期望永居申請會更快得到處理。事實上, 根據申請人於自發組成的通訊群組中所分享,踏入2026年以來, 只有零星於23年11月尾及12月頭的永居申請獲批。 移民部基乎未有再向申請批出原則上接納(即俗稱AIP), 亦未有再發出套取指紋和無犯罪紀錄證明的要求。以小弟為例,自從 2024年4月遞交申請後,除了提交了指紋和無犯罪證明外, 已超過兩年沒有任何更新及進展。2024年5月以後的申請更是毫 無寸進。是快是慢,公道自在人心。
移民前輩亦提到不想等待的申請人應申請投資移民或省提名, 但他並未提到有更多名額的快速通道計劃, 可見他並不是十分了解本國的移民制度認識。 他亦可能也不知道初創投資移民計劃已暫停處理, 省提名計劃已經收緊。 當然有很多年青有為的香港移民已轉往快速通道並取得永居身份, 但更多申請人因年齡和攜眷而被扣分,未能取得足夠分數突圍。
而一日未有永居身份,對申請人的日常生活造成重大影響。 現時申請為救生艇申請人而設的開放式工簽(OOWP)的輪候時間 一般為至少六個月,更多是等了九個月什至一年才獲批。 雖然移民部會為申請人提供Maintained Status 的證明,但由於各級政府以至不同部門資訊不流通,持Mainta ined Status身份的申請人及家人會面臨失去公共醫療、 教育和駕駛執照。移民部於國會委員會上亦曾承認Maintain Status證明書的用字有錯, 導致部份僱主為免誤墮法網而解僱或不考慮有關申請人。
再者,移民部審批工簽程序粗疏,無視普通法原則的程序公義, 多次錯誤拒絕工簽申請,令申請人即時失去臨時居民身份, 須即時停工停學。最近於卑詩省溫哥華島, 就有一名來自蘇格蘭的助產士, 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移民部無理拒絕工簽申請, 要由省長和國會議員多次親自介入才能獲批工簽, 而最終她亦憤而回國,可見香港人並非無理取鬧。
希望小弟拙文能讓本國華人更了解申請人的實況和困境,而非以30 年前的經驗去批判現時的申請人。
讀者:凌先生
編輯先生:
拜讀 4 月 28 日阿朗專欄的告別作,筆者對其將移加港人的審批延遲歸類為「 倖存者偏差」深感不以為然。作者認為首批申請者快速獲批是「 偏差」,而後來的等待是「不公」, 這種觀點無視了移民政策的基本運作規律與配額限制。
首先,第一批人的「快」並非偏差,而是政策紅利期的必然現象。 任何新政策推行之初,申請人數較少,行政資源相對充足, 審批自然迅速。然而,隨著「救生艇計劃」因其極低門檻(豁免 Comprehensive Ranking System CRS 評分、不拼學歷與年齡)而吸引海量申請, 疊加加拿大政府調低年度移民總配額(2025-26 年度已縮減至約 38 萬)的客觀現實,排隊時間長度呈幾何級數增長。這不是「 倖存者偏差」,而是「排隊幾何學」—— 當總配額變小, 而申請人數倍增時,後入者必然要等待更久。
其次,阿朗將這種時間上的差異描述為「不公平」, 卻忽略了移民是一場自願的選擇。 加拿大政府從未保證救生艇是一條「特快專線」, 它僅保證這是一條「低門檻通道」。如果申請人自認實力優厚、 不願忍受排隊,大可以選擇投資移民或省提名(PNP) 等常規路徑。既然選擇了享受「豁免競爭」的紅利, 卻又回頭指責先行者的速度是「偏差」, 這種心態是否過於自我中心?
更重要的是,將等待視為「時間成本」的浪費,是典型的功利主義。 在等待 PR 的兩三年間,新移民在本地職場累積的經驗、建立的鄰里關係, 正是紮根的過程。 這種心理磨練與文化融入,對長遠的移民生活反而是寶貴的資產。 真正的「偏差」,是作者那種「唯 PR 論」的狹隘視野,將豐富的生活體驗簡化為一張卡片的到手速度。
最後,筆者想提醒:救生艇的本質是避風港。若僅因「排隊時間長」 便輕易言回流,說明其當初的避險需求並非必要。 真正的災民尋求的是救生艇的「位置」, 只有遊客才會抱怨救生艇的「航速」。
將整代人的奮鬥與國家的配額現實,輕描淡寫地歸類為「 倖存者偏差」,是對那些尊重規矩、 在不確定中依然努力紮根的移民的最大冒犯。
讀者:一位認清現實的97港人移民 謹啟
【港人移加746/阿朗專欄】「救生艇」故事在港人群組間從來都是個話題。
最初一批透過「救生艇」來到加拿大的香港人,其實走得相對順利。不少人在完成學業,或累積足夠本地工作時數後,半年至一年內,便成功取得永久居民身份。流程清晰,時間可預期,結果也算明確。對於仍在觀望的人來說,這些例子無疑提供了一種具體的參考。
於是, 緊隨其後的香港人, 帶著相近的背景,甚至更充足的準備,坐着同樣的「救生艇」來到加拿大, 追求更好嘅人生。當時的判斷其實很有基礎,既然首批可以做到,自己大概也可以。只是,時間點不同,結果開始出現偏差。
到了今天,不少甚至是早期的第二批「救生艇」申請人,正處於非常艱難的情況之中。審批進度變得緩慢,甚至出現停滯。原本預期半年至一年的流程,被不斷拉長,變成一段沒有明確終點的等待。在這段時間裏,大部分人其實沒有停下來。該工作的繼續工作,該生活的繼續生活。表面看來,一切如常。只是內心的焦慮,多少存在。偶爾傳來個別成功獲批的消息,又讓人覺得,也許只是時間問題。於是,大多數人選擇繼續留下。
但同一時間,另一種情況也在慢慢發生。開始陸續聽到有人離開回港, 定義上既不是「回流」,當然肯定也不是「敗走」。特別是較年輕的一群,他們面對的考慮不只是金錢,而是更難補回的時間成本。等待,本身就是一種消耗,是沉沒成本。當時間不再可預期,原本可以接受的過渡,就會變成一種難以計算的付出。對一些人來說,這種不確定,比辛苦本身更難承受。只是,這些選擇,很少被詳細講述。
留下來的人,繼續生活;離開的人,多數安靜。於是我們所看到的,仍然主要是那些最初順利的故事,還有零星成功的個案。 難道「救生艇」 港人已經落入「倖存者偏差」的空間?
作者:阿朗
本文配圖: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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