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先生：
拜读“一位认清现实的97港人移民”来函，文中对阿朗提出的“幸存者偏差”大加批评，并为加拿大救生艇计划（Hong Kong Pathway）PR 审批严重延迟辩护，笔者深感不以为然。来函引用不相干的政策数据，将首批快速获批形容为“政策红利”，将后来的延误归咎于“排队几何学”，并指责抱怨者“自我中心”或“唯 PR 论”。然而，其论述存在多处逻辑谬误，字里行间更流露出一种“我已上岸，尔等莫怨”的傲慢姿态，实有必要逐一回应。
一、误解“幸存者偏差”的真正含义
来函最根本的错误，在于混淆了“延误的成因”与“观察偏差的性质”。
阿朗所指的“幸存者偏差”，并非在说早期获批者“快得不正常”，而是指出：政策的评估与宣传，往往以早期成功案例作为主要样本，令后来者对整个流程形成错误预期——那些仍在漫长等待中、甚至已中途放弃的人，根本不在讨论的视野之内。这才是幸存者偏差的核心：可见的成功，掩盖了不可见的挣扎。
来函以“排队几何学”解释延误成因，固然有其道理，但这与阿朗所批评的现象，其实是两回事，可谓答非所问。
二、自愿选择，不等于放弃批评政策的权利
来函声称，申请人既然自愿选择低门槛通道，便无资格抱怨等待时间。这是一种极为粗糙的逻辑。
政策批评的正当性，从来不以“是否自愿参与”为前提。否则，所有曾自愿购买金融产品的消费者，都不得批评监管失职；所有自愿缴税的市民，也不得批评政府施政失误。
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申请人当初作出人生重大抉择，是基于加拿大政府所塑造的合理预期。政府推出救生艇计划时，并非只强调“低门槛”，更不断释放“快速通道”、“吸纳人才”、“支援香港人”等政策讯号。然而如今，配额大幅缩减、积压超过两万宗、等待时间动辄数年，早已超出一般人原先可合理预期的范围。
若政府在申请人已投入时间、金钱与人生规划后，才大幅收紧配额、延长审批，这种近乎“中途改规则”的做法，难道不值得被公开检视？
自愿入场，不代表必须无条件接受制度后续任何变动，更不代表申请人失去批评政策的权利。
来函又建议“实力优厚者可选投资移民或 PNP”，却忽略了现实：很多港人正是因为经济能力有限、年龄或学历受限，才选择这条“豁免 CRS”的途径。事后再指责他们“享受红利却抱怨”，未免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痛。
真正的公平问题，不在于申请人选择了低门槛，而在于政府宣传与实际执行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令后来者承担了难以预见的长期不确定性。
三、以“等待有益”为延误辩护，是居高临下的说教
来函认为，等待期间有助累积职场经验与文化融入，因此是一种“宝贵资产”。
且不论此说是否成立，笔者想指出：在没有永久居民身份的过渡状态下，人的选择空间其实相当有限——换工作受限、旅行受限、部分公共服务受限，更无法真正参与公民政治生活。许多人早已在加拿大工作、缴税、贡献劳动力，却因 PR 迟迟未批，而始终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状态。
将这些真实困境轻描淡写为“唯 PR 论的狭隘视野”，其实低估了时间成本对个人职涯、家庭规划及心理状态所造成的实质影响。
真正宝贵的资产，应该是政府兑现承诺，让移民得以稳定扎根，而不是要求他们“学会享受不确定性”。
以“磨练心志”美化这种结构性的长期不确定，本质上只是站在安全地带，对仍在浪尖之人发出的廉价劝勉。
每个人对自身时间与人生的取舍，自有判断，毋须他人代为诠释。
四、“真正的灾民”论述，残忍且自相矛盾
来函以“真正的灾民只求位置，游客才抱怨航速”作结，暗示凡对等待有所不满者，都不是真正需要救生艇的人。
这种说法最令人不安之处，在于它以苦难的“纯度”作为道德审判标准，仿佛只有默默承受、毫无怨言的人，才配获得移民身份的道德正当性。
然而，移民从来不只有单一理由。有人为自由，有人为下一代，有人为资产安全，也有人为教育、工作环境或社会制度。这些考量本来就可以同时存在，并不互相排斥。
难道只要有人批评加拿大政策、嫌排队太久、甚至考虑回流，就代表其当初并非真正受压迫的人？
更讽刺的是，若按此逻辑推论：来函作者既已取得身份、生活稳定，又何必花心力撰函批评他人的“自我中心”？能有余裕评论别人是否“真正需要救生艇”，本身岂非正是一种已然上岸的特权位置？
说到底，来函表面上谈“现实”，实际上却流露出一种“既然我都挨过，你也应该忍”的心态。它将制度问题个人化，把政策风险道德化，再将任何失望者描绘成“功利”、“不够坚定”或“只想攞身份”。
五、来函本身，才更接近幸存者偏差的体现
最后，笔者无意冒犯，但必须直言：一位已成功取得身份的移民，以“认清现实”自居，批评仍在等待者心态不够端正——这种“我挨过来了，你们也应该”的叙事，恰恰正是幸存者偏差最典型的社会表现形式。
成功者对制度的宽容，往往与其距离制度伤害的远近成正比。
政策批评的存在，从来不是对移民奋斗的冒犯，而是推动制度改善所必需的张力。将批评者简化为“自我中心”或“非真正灾民”，才是真正对仍在泥泞中挣扎之人的轻视。
读者：一位同样认清现实的港人移民 谨启
编辑先生：
拜读 4 月 28 日阿朗专栏的告别作，笔者对其将移加港人的审批延迟归类为“幸存者偏差”深感不以为然。作者认为首批申请者快速获批是“偏差”，而后来的等待是“不公”，这种观点无视了移民政策的基本运作规律与配额限制。
首先，第一批人的“快”并非偏差，而是政策红利期的必然现象。 任何新政策推行之初，申请人数较少，行政资源相对充足，审批自然迅速。然而，随着“救生艇计划”因其极低门槛（豁免 Comprehensive Ranking System CRS 评分、不拼学历与年龄）而吸引海量申请，叠加加拿大政府调低年度移民总配额（2025-26 年度已缩减至约 38 万）的客观现实，排队时间长度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不是“幸存者偏差”，而是“排队几何学”—— 当总配额变小，而申请人数倍增时，后入者必然要等待更久。
其次，阿朗将这种时间上的差异描述为“不公平”，却忽略了移民是一场自愿的选择。 加拿大政府从未保证救生艇是一条“特快专线”，它仅保证这是一条“低门槛通道”。如果申请人自认实力优厚、不愿忍受排队，大可以选择投资移民或省提名（PNP）等常规路径。既然选择了享受“豁免竞争”的红利，却又回头指责先行者的速度是“偏差”，这种心态是否过于自我中心？
更重要的是，将等待视为“时间成本”的浪费，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在等待 PR 的两三年间，新移民在本地职场累积的经验、建立的邻里关系，正是扎根的过程。 这种心理磨练与文化融入，对长远的移民生活反而是宝贵的资产。真正的“偏差”，是作者那种“唯 PR 论”的狭隘视野，将丰富的生活体验简化为一张卡片的到手速度。
最后，笔者想提醒：救生艇的本质是避风港。若仅因“排队时间长”便轻易言回流，说明其当初的避险需求并非必要。真正的灾民寻求的是救生艇的“位置”，只有游客才会抱怨救生艇的“航速”。
将整代人的奋斗与国家的配额现实，轻描淡写地归类为“幸存者偏差”，是对那些尊重规矩、在不确定中依然努力扎根的移民的最大冒犯。
读者：一位认清现实的97港人移民 谨启
【港人移加746/阿朗专栏】“救生艇”故事在港人群组间从来都是个话题。
最初一批透过“救生艇”来到加拿大的香港人，其实走得相对顺利。不少人在完成学业，或累积足够本地工作时数后，半年至一年内，便成功取得永久居民身份。流程清晰，时间可预期，结果也算明确。对于仍在观望的人来说，这些例子无疑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参考。
于是， 紧随其后的香港人， 带着相近的背景，甚至更充足的准备，坐着同样的“救生艇”来到加拿大， 追求更好嘅人生。当时的判断其实很有基础，既然首批可以做到，自己大概也可以。只是，时间点不同，结果开始出现偏差。
到了今天，不少甚至是早期的第二批“救生艇”申请人，正处于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中。审批进度变得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原本预期半年至一年的流程，被不断拉长，变成一段没有明确终点的等待。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人其实没有停下来。该工作的继续工作，该生活的继续生活。表面看来，一切如常。只是内心的焦虑，多少存在。偶尔传来个别成功获批的消息，又让人觉得，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于是，大多数人选择继续留下。
但同一时间，另一种情况也在慢慢发生。开始陆续听到有人离开回港， 定义上既不是“回流”，当然肯定也不是“败走”。特别是较年轻的一群，他们面对的考虑不只是金钱，而是更难补回的时间成本。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消耗，是沉没成本。当时间不再可预期，原本可以接受的过渡，就会变成一种难以计算的付出。对一些人来说，这种不确定，比辛苦本身更难承受。只是，这些选择，很少被详细讲述。
留下来的人，继续生活；离开的人，多数安静。于是我们所看到的，仍然主要是那些最初顺利的故事，还有零星成功的个案。 难道“救生艇” 港人已经落入“幸存者偏差”的空间？
作者：阿朗
本文配图：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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