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省醫生與護士兼任省議員　在醫療與政治之間雙重履職

【星島綜合報道】安省的醫生與護士兼任省議員（MPP），除了在議會履行公職外，也會抽空回到醫院輪班。他們這樣做，不僅是履行「治癒者」的職責，也希望藉此了解醫療現場的實況，為政策決策提供第一手資訊。這在安省這個醫療支出高達910億加元、占年度預算2320億加元的省份，這種觀察尤其重要。

「嘿，我不是投過你票嗎？」一名病人坐在急症室候診區好奇問道。「可能吧！」戴著口罩、身穿手術衣的唐谷道東選區自由黨議員兼醫生阿迪爾·沙姆吉（Adil Shamji）答道。附近的病人聽到這番對話，不禁輕笑。

MPP Adil Shamji

這類巧遇，正是醫生與護士兼任議員的一部分日常。他們需要在議會工作之餘，抽出時間在醫療系統中輪班，親身了解病患需求與醫療現場困境。沙姆吉表示，他之所以從醫療轉向政治，是因為對患者面臨的制度性問題感到無力，而這些問題需要更高層級的政策解決。「你可以說已經盡力增加家庭醫生數量，但只要在急症室待一分鐘，就會明白仍然有人得不到照護。」沙姆吉說。「有些病人無法續領藥物，檢測進度落後，我們甚至要診斷出糖尿病等疾病。」他希望到2029年時每個安省人都能有家庭醫生。

2018年，福特上任時承諾要終結醫院的「走廊醫療」，但隨後COVID-19疫情爆發，如今問題仍然存在。

咸美頓中心選區新民主黨議員兼醫生羅賓·倫諾克斯（Robin Lennox）則表示，她利用醫院輪班，觀察有多少病人在走廊等候，也經常聽取醫生與護士同事對系統缺陷和患者遇到之障礙的反饋。「對我而言，把前線的觀察帶入政策討論一直非常重要。」倫諾克斯說。她在去年二月省選中當選，是新民主黨議員。她剛生下第三個孩子，目前暫停醫院輪班。

MPP Robin Lennox

疫情高峰期間，自由黨議員、現任長期護理部長納塔莉亞·庫森多娃-巴什塔（Natalia Kusendova-Bashta）曾穿上手術衣，在急症室工作，以應對醫院的關鍵需求。

渥太華郊區尼皮恩選區自由黨議員、註冊護士泰勒·瓦特（Tyler Watt）說：「因人手短缺，你總能多接幾個班。」瓦特在醫院老年康復單位工作，長者一般接受三至六週治療。「他們常是臥床入院，但我能看到他們從醫院前門走出來。」瓦特微笑說，「我每月至少盡量輪一班。」

MPP Tyler Watt

病人偶爾認出議員身分，也只是短暫瞬間，很快就會回到醫療工作本身。

「我從不提起這件事。」瓦特說。「你得告訴自己：『對，我是議員，但今天我是你的醫生，我專注於你。』」倫諾克斯對《星報》說。

沙姆吉醫生補充：「病人只想解決問題，大部分人已經等了好幾小時。保持專業，區分議員身份與醫生身份非常重要。即使病人政治立場不同，也不會造成問題。」

作為醫生，倫諾克斯和沙姆吉表示，他們投入政治的原因，是對患者面臨的制度性問題感到挫折。抗生素或抗抑鬱藥能解決眼前病症，但對根本原因無法提供解決。兩人近期在《星報》合作發表評論文章，呼籲福特與聯邦政府簽署雙邊協議，將藥物保健（Pharmacare）引入安省。

倫諾克斯表示，她曾多次面對病患需要求助收容所，卻因名額不足被拒的問題，也有病患無法獲得藥物保險覆蓋，「我總覺得自己無法再繼續做同樣的事了。」

她在2024年夏決定參選省議員，當時有傳聞福特可能提前選舉，她自行下載新民主黨候選人申請表，「沒有人推薦我，我自己填寫後提交。」

沙姆吉則回憶，疫情初期，他對省政府感到越來越沮喪，開始與自由黨接觸，後來於2022年6月選舉參選，「那時疫苗已到位，緩解了醫療系統壓力。」「我曾在安省各地原住民社區與西北地區工作，很明顯我的病人受苦，因為政府、社會及公共政策未能有效運作。」沙姆吉說，「能開抗生素卻無法解決病根，令人非常挫折。」

瓦特表示，除幫助病人外，保持醫療現場知識也很重要，因為議員每隔幾年要面對選舉，再次競選。「這份工作不是最穩定、最有保障的。」瓦特說。沙姆吉則對自身的雙重身份感到諷刺：「我從最受信任的職業，變成最不受信任的職業，這一點我很清楚。」

（圖：星報）T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