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江山社稷 逢社集會 剖析47人案判刑的問題

【吉米言法】2024年11月19日，香港高等法院對涉及「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案」的40多名被告判刑，這個案件掀起軒然大波。

此案是自《香港國安法》（屬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於2020年6月實施後首宗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如果說此案通過全國性法律在港的實施來形成一個關於國家安全的先例，那麼在未來執行特別行政區自行所立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時，希望可以寬平、衡平、公平對多元的市民社會，給整個香港市民社會留出一絲喘息的空間和機會。

依照《基本法》第二十三條，2024年3月香港通過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其中將 「關乎中國或特區...社會發展的秘密」視作「在沒有合法權限下披露，便相當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的國家秘密（State Secret）就太過嚴苛了。

國家秘密包含政府決策，軍事，外交，科技，國安等領域都有理有據，但是整個200頁立法，只出現過一次「社會發展」一詞，並將「社會發展」訊息的未授權披露也看作國家秘密，且通過公訴程序可處監禁10年，這會給公眾造成困惑以及恐慌，長期會弱化整體社會的力量，消減社會的活力，更會擠壓社會發展的空間。

中文「社會」一詞則最早出現在唐宋時期，即逢「社」集「會」，指「舊時鄉村學塾逢春、秋祀社之日或其他節日舉行的集會」。《辭海》的定義是「以 一定的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繫的人類生活共同體」。

英語中「社會」一詞的解釋是「生活在一個或多或少有序社區的人們的總和」。小到可以是一個三位理事所成立的社團組織，一個地區的行業監管組織，如律師公會或者參與社區的所有人的總和都可以用Society一詞。

一位社會學家曾提醒筆者，中文「社會」一詞在中國大陸的語境中實質上帶有負面的意思。社會往往是對立於體制的概念，如待業青年被稱為社會青年，非政府組織被叫作社會力量。

但是香港的社會發展要比中國大陸多元豐富得多，根據《香港01》2022年6月的報導，「根據《社團條例》已獲註冊或豁免註冊的社團有37,837個...另外，還有13,240間與社團有關的公司。按上述數據推算，本港合共有逾五萬個社團，以2020年全港有約750萬人口計算，社團密度達到66.7個/萬人」。

可見社團在香港社會卻扮演著積極，重要和正面的角色，並且香港的社團比例其實和加拿大卑詩的統計旗鼓相當。卑詩省在2016年推行新社團法之時，卑詩有兩萬七千多所的社團組織，按照當時的人口計算，約每萬人中有約六十多個社團組織（Millman, 2016）。約44%的卑詩居民每年貢獻2.7億小時的義工時間到社團的各類活動 。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立意就是要將居民的基本權利建立在「統一」和「維護國家安全」的前提之下，例如， 「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被置於第三章的位置，法律面前平等是第二十五條，選舉和被選舉權是第二十六條，「 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則是第二十七條。這些均在頗受爭議的《基本法》第二章第二十三條之後。

這就是說， 沒有總則，就沒有香港特別行政區，而沒有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就無從談起。我們有必要認清這一《基本法》結構上的特徵。

中國雖然不是一個由洛克的社會契約論，即平等和「自然狀態下的人們有條件地將其部分權利轉讓給政府，以更好地確保穩定、舒適地享受生活、自由和財產」為基礎而興起的現代自由民主國家，但是中國還是有著悠久的「皇權不下縣」的傳統。

考慮到社團在香港這個國際性城市中的參與度與活躍度，在面對這種由民間社團組織有效互補協作所構成的商業社會，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更要寬平以及衡平。朝廷不能只以「江山社稷」的視角俯視百姓，端著「讓你偷生，還不謝恩？」的態度，政府需要對「市民社會」積極保護培育，總結經驗並且研究反思。政府沒有必要進一步山窮水盡，是時候回歸「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希望拋棄區分求共對。」

撰文：吉米言 (卑詩公益法律服務社團 Access Pro Bono Society of BC 法律義診服務總管及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