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加拿大女性大法官越來越多 如何影響社會？

【吉米言法】根據2019年的數據，加拿大律師中有約5萬名為女性，佔到律師總數的46%。3月是女性歷史月，我們就盤點一下加拿大歷史上女性在司法領域所作出的貢獻。

根據2021年11月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的新聞報導，「在溫莎大學法學院2024屆的法學生中，七成的學生是女性...通常的性別比例約為六成女性和四成男性」。

1943 年，海倫金尼爾 (Helen Kinnear）成為加拿大第一位聯邦任命的女法官，而第一位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女大法官的誕生要等到約40年後的1982年。

1982 年3 月，時任安大略省上訴法院的首位女性大法官威爾遜（Bertha Wilson）由總理皮埃爾·杜魯多(Pierre Trudeau) 提名，成為第一位被任命為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女性大法官。

威爾遜大法官在其卸任前，於1990年7月發表了題為「女法官真的會有所作為嗎?」的文章，當時頗受爭議。

文章大要表示，威爾遜「有一種注定要失敗的感覺...法律的改變是緩慢而漸進的； 這就是它的本質。它響應社會的變化； 它很少主動引發變化。 雖然...作為一名女法官，威爾遜大法官會非常期待去響應社會的變化，但是她一直在思考司法職位本身的特質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她的發揮。」。

30多年後的我們不難理解威爾遜大法官當年作為女性感覺孤掌難鳴的處境。但是她在文中的結論其實如今還是得償所願。

威爾遜大法官表示，「普世的人權學說必須包括將男性和女性視為人道的一個整體現實概念... 如果女律師和女法官能夠透過她們不同的人生觀為決策過程帶來新的人道，也許她們會有所作為。 她們可以成功地將作為一個完整的人意味著什麼的理解融入法律中去」。

這種美好期許最佳的彰顯莫過於由加拿大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首席大法官麥考林（Beverley Mclachlin）2004年執筆的關於兒童體罰判例（Canadian Foundation for Children, Youth and the Law v. Canada）。

判例表示家長必須以教育為目的，空手、對已過 2 歲生日，但未過 13 歲生日的健全孩童， 對頭部以外部分，採取不造成侮辱，不造成傷害的，並且能達到教育目的的武力行為才可能用《刑法》第43 條開脫罪責。

當時法學界對這個判例有相當多的批評意見，覺得複雜囉嗦，讓執法部門不知所措。

但是麥考林首席大法官在判決中表示，「刑法是議會可以使用最有力的工具。 然而，它是一種生硬的工具，其力量也可能破壞家庭和教育關係」 。

今天通過性別的視角來審視，我們就可以明白這個判決更像是一位母親給父權秩序帶來的新觀念和新理解。如果對兒童的體罰是出於教育的目的，那麼對家長的處罰也應該是出於教育的目標；不再是父權下生硬的罪與罰，而是通過樹立正確的行為規範，像母親一樣耐心解釋，言傳身教般地改變每一代的家長。

威爾遜大法官當年孤軍奮戰，但是這座孤獨的燈塔照亮了社會前進的目標。通過 40 年的努力，今天的加拿大最高法院的 9 位大法官中，多數是女性，他們分別是Karakatsanis、Côté、Martin, O'Bonsawin和 Moreau五位女性大法官。

撰文：吉米言 (卑詩公益法律服務社團 Access Pro Bono Society of BC 的資訊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