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涉勾结外国势力｜ 辩方先提出煽动罪的“检控时限”法律争议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今于西九龙裁判法院（暂代高等法院）开审。辩方首先提出串谋刊印及复制煽动刊物罪检控时限的法律争议，该罪指黎智英及三间《苹果》相关公司在2019年4月1日至2021月6月24日（包括首尾两日）与他人串谋刊印及复制煽动刊物，控方确认其立场是指首篇煽动文章在2019年4月1日发布。
辩方提出《刑事罪行条例》第11条指明控方所提出的检控只可于犯罪后6个月内开始进行，以首篇文章发布于2019年4月1日，最后一篇发布日期在2021年6月24日计算，6个月后便会超过检控限期，而控方要到2021年12月28日才首次把黎智英带到庭上正式控告，已超过检控期限4日。
辩方指控方提控超出检控期限
辩方提出两个检控期限时间点，2019年10月1日及2021年12月24日，认为两个时间点均是控方检控期限到期的日子，若串谋煽动首日，即2019年4月1日起计6个月，检控期限便是2019年10月1日，若从串谋煽动尾日 2021 年 6月24日起计6个月，检控期限便是2021年12月24日。而《刑事罪行条例》第159D条明确指出，当法律程序的时限已经届满，便不能就该罪行提出法律程序，并争议条例中“begun”及“institute”的定义。辩方认为控方把黎智英带到庭上正式控告，便属就该罪行提出法律程序，故控方在2021年12月28日才提出法律程序，便已超过检控期限。
法官李运腾问到，就辩方所争议“begun”及“institute”，两者所指的日期上有何分别。辩方先后指两者所指的均是被告首次带上庭，但涉及不同案例。
辩方不争议本法庭有权处理黎智英案，而且举证责任在于控方，亦会争拗本案涉及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并提及蔡玉玲及谭德志案例。辩方又指，控方可以选择以没有时限的控罪去起诉黎，但现时控方以串谋控罪起诉，便超出了法定检控时限；由于控罪是由“串谋”和控罪主体、即“刊印及复制煽动刊物”组成，辩方认为“串谋”罪的检控时限适用，而非只考虑控罪主体。
辩方：控方须在串谋者达成协议后6个月内提控
法官李运腾举例指，如多人串谋谋杀，由于杀死人是一次性事件，无法“杀完再杀”，但本案串谋刊印及复制煽动刊物是一连串事件，并非一次性事件。辩方则指一旦达成协议，检控期限便开始计时，即控方必须在串谋者达成协议后6个月内提出检控，毋须计算串谋者是否已达到目的。
法官李运腾则认为按辩方的说法，如某人犯下多案，就一连串事件被控数罪，若运用辩方声称的检控期限计算方法，控方或只能控告一连串事件中的最后一件事件。
官质疑必须6个月内提控串谋罪会否出现不公
李运腾法官又问到，依辩方说法，如果有人在6个月后才加入串谋，岂不是能够逃过法网。辩方回应指，每次有新串谋者加入，那应该视为新的串谋及另外起诉，又重申，由第一次犯案开始，控方有6个月的时间去提出检控。
李运腾法官提出，如果后来不断有人加入串谋，控方因以“串谋”控罪起诉，而无法起诉新串谋者，又或如串谋者身在海外，令控方起诉超出6个月时限，会否构成不公？辩方则指这是立法机关的责任。
辩方：黎智英被带上庭一刻才算提出法律程序
辩方下午继续争议条例中“begun”及“instituted”的定义，控方认为“begun”（开始）及“instituted”（提出）法律程序均是同一行为，即控方提出检控；但辩方则认为，黎智英被带上法庭一刻才算是提出法律程序。辩方提到“instituted”一字在不同条例中有不同意思，需要考虑内文再诠释，亦同意不同罪行的起始方法有别。
案件押后明天继续。法官杜丽冰另透露，本案审讯的农历新年假期将订于明年2月12至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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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记者：刘晓曦 王仁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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