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從哈佛大學招生計畫違憲 論積極平權後的公平教育

【吉米言法】每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夏休之前都會公布一些列的判例，2023年6月29日公平招生公司訴哈佛大學案（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INC. v.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HARVARD COLLEGE）出爐，最高院以6:3的多數認定哈佛大學招生計畫中的族裔考量與美國憲法十四修正案中的平等保護條款不一致，裁定大學在錄取新生時考慮膚色或種族因素違反美國憲法。

裁決書上提到：「缺乏充分針對性和可衡量的目標來保證種族的使用，不可避免地以消極的方式使用種族，涉及種族成見，且缺乏有意義的終點。」這將使哈佛大學和北卡羅萊納大學等不再能在招生時為增加黑人、西班牙裔和原住民學生比例而採取「平權行動」。

雖然以積極平權（Affirmative Action）來扶助黑人獲得平等教育機會的方式戛然而止，但是我們還可以積極地以其他方式來尋求並幫助各族裔都獲得平等，可負擔，以及高質量的教育。

所謂歧視，是指在不良的區別對待。如果是對弱勢群體有區別的優待，就叫做積極平權。比如公共交通都有給老人，孕婦，或殘障人士的專椅。我們不會因此表示這是對所有其他公交乘客的歧視。

按照哈佛大學的招生流程，每份申請都首先由’第一審閱者’進行篩選，按照六個類別打分：學術、課外、體育、學校支持、個人和總體。一級為最好；六級為最差。

在分配總體評分時，第一批讀者’可以而且確實考慮了申請人的種族’” 。

在整個招生過程中，“對於所有被錄取的非裔美國人和西班牙裔申請者來說，種族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

而最高院認為，大學招生是一種 “零和” 遊戲，受訪者利用種族因素賦予部分少數族裔學生優勢，自然會 “犧牲” 其他學生的利益。

那難道以積極平權的方式扶助弱者錯了嗎？由於美國特殊的奴隸制以及種族隔離歷史，黑白混校學習作為一種受保護的權利始於1954年的布朗判例（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到1957年，阿肯色州州長都還需要派國民警衛隊，甚至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出動美國101空降師來護送黑人學生安全地到公校上課。而1978年的巴基判例（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v. Bakke），肯定了積極平權的作用，允許大學招生時將族裔作為考量因素中的一員。

而美國最高法院更是在2003年的Grutter v. Bollinger判例中，以5:4支持密歇根大學法學院積極平權的招生方式。多数意見表示，儘管錄取過程中有偏袒族裔的作法，但是對於促進族裔多元還是利大於弊。

可是很多人忽略了Grutter判例中關於具有種族意識的招生政策必須受到時間的限制”。雖然判例沒有規定固定的截止日期，但是主筆的奧康納大法官還表達了時限是再一個“二十五年”（注：1978到2003是25年）的願望。同時，Grutter還提供了日落（結束）條款、定期審查以及試驗“
族裔中立替代方案”的參考建議。

儘管離開Grutter判例才二十年，美國高院還是成功地限制了大學錄取過程中的族裔偏袒作法，給進半個世紀以積極平權來扶助黑人獲得平等教育機會的方式畫上了句號。

筆者認為幫扶弱者獲得平等教育機會的初衷沒有錯。恰恰是美國在平等教育方面做得並不令人滿意。按照布魯金斯學會的報告，黑人男性學生只有四分之三可以高中畢業。而在經合發展組織成員國內，美國只有69%的學齡前兒童接受早教， 美國小學老師只能拿到美國大學畢業生約三分之二的薪水，但是老師卻需要每年的教學時間卻要一千多小時，大大超出多數經合組織成員國，僅次於阿根廷與智利 9 。美國中學生數學更是在經合組織中的35個工業國排名31位 10 ，名次幾乎墊底。

美國高校在招生中給族裔加分的司法爭議實際上掩蓋了一個如何普遍以及全面提高美國中小學教育質量的公共教育問題。誠然華裔確對美國藤校情有獨鍾，可以罕見華裔家長削尖了腦袋把孩子往美國的公立中小學送。

歐洲，英國，加拿大都有殖民的不光彩歷史，英國的1807年廢奴也只是比美國早了半個世紀而已，但是這些國家卻以（相對）高質量的中小學教育，豐富的社區活動，優厚的教師待遇來來幫扶弱勢社區能獲得平等教育，改變自身處境，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

撰文：吉米言 (卑詩公益法律服務社團 Access Pro Bono Society of BC 的資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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