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杂志｜校园欺凌掀关注 铁拳整治非真教育 学校趋向“事前预防” 倡增设独立第三方机构跟进

近年校园欺凌事件屡有发生，引起社会关注。有学者指出，“校园欺凌”与“网络欺凌”已互相交织，受害者与欺凌者角色更可能不断互换，现行校本处理模式或未能跟上变化，不少前线教师及社工亦缺乏辨别“真正欺凌者”的专业知识，建议增设独立第三方机构跟进，减少家校摩擦。有教育界人士指出，处理欺凌个案时，双方往往各执一词、缺乏确实证据，令校方处理时经常遇到困难，强调现时社交平台普及，相信学校不会因担心影响校誉而冷处理。有立法会议员则认为，不应只着眼惩罚，建议加强及早识别机制，并协助受害者与欺凌者修补关系。 

有研究指出，上网时间越长，出现网络攻击、欺凌的行为亦越多。

根据立法会文件，教育局在2020/21至2024/25学年共接获72宗涉及朋辈之间校园欺凌的投诉及举报和求助个案，已完成处理其中67宗，当中15宗经调查后确定投诉成立或部分成立；局方最新回复指，在2025/26学年（截至2025年12月）共接获4宗投诉及举报和求助个案，并已完成处理相关个案。

警方回复指，去年因干犯与欺凌相关刑事罪行被捕的10至20岁青少年，共有2662人；今年1月至5月则录得1256人。去年至今年5月，青少年干犯刑事罪行的首3项罪案均为伤人及严重殴打、诈骗及杂项盗窃。

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及行为科学系副教授冯丽姝指出，真正的欺凌具备预谋、计划及冷静特质，施行者透过言语、肢体、网络、性方面及关系排斥的形式，换取满足感、金钱或展现优越感等。她说，近年欺凌者有年轻化趋势，形容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已远超以往，现时10岁或以上青少年平均每日花6至7小时于手机上，与“上瘾”无异。她引述研究指出，上网时间越长，涉及网络攻击、欺凌的情况亦越多。

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及行为科学系副教授冯丽姝指出，真正的欺凌具预谋、计划及冷静特质。

“真正欺凌者”难识别 校方陷两难

冯亦留意到，有学生在校内遭高年级或体型较高大的同学欺负后，转而在网络上以匿名身分报复对方，担忧随着深度伪造技术日趋成熟普及，恐助长此类行为。

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荣誉及创会主席黄建豪表示，校园欺凌个案若涉及中度至严重肢体伤害，学校会报警处理；言语、孤立或网络欺凌等个案，则多循校本机制跟进。惟学校处理欺凌时最大的挑战，在于双方家长往往各执一词，加上言语或网络欺凌或欠缺客观证据。他说，若有确实证据显示学生违规，学校会按校规处理；惟若证据不足，采取任何行动都可能引起其中一方家长不满，令校方陷入两难。

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荣誉及创会主席黄建豪指出，不少学校应对欺凌事件已由“事后处理”转为“事前预防”。

就有意见质疑部分学校“冷处理”欺凌事件，有不愿具名的教育界人士指出，随着社交媒体普及，学生及家长有不少公开渠道反映事件，一旦校方处理失当，容易迅速引起社会关注，因此相信学校不会因顾及校誉而刻意低调处理。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管浩鸣则指出，前线教师教担沉重，加上融合教育下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学童人数增加，老师需兼顾教学及课堂秩序，性格内敛或不主动求助的学生容易被忽略，令欺凌事件较后期才被发现，后续处理学生的情绪困扰也更为困难。惟他认为，学生始终需要重新融入校园社群，故如何在介入处理的同时，协助双方关系复和，而非单纯采取惩罚态度，是校方需要思考的问题。

选委界议员管浩鸣认为，学校处理欺凌事件时，不应只责罚，而是应该协助双方关系复和。

黄建豪指，目前业界对被欺凌学生的支援主要分为三层，第一层由社工、班主任、训导主任及副校长等提供陪伴及辅导；第二层在全班范围加强教育；第三层则检视校方工作是否足够，反思同类事件持续发生的原因。他强调，现时不少学校已由“事后处理”转为“事前预防”，包括举办讲座，并推动学生正向发展。

不过，冯丽姝认为，现行校本处理模式仍有不足。她指出，不少前线教师及社工仍停留于“欺凌者”与“受害者”的二元思维，未能辨识部分看似欺凌者、实际属于因受欺凌而报复的“复仇者”，若校方一律采取惩罚，反而令有关学生感再次受到不公平对待。此外，若欺凌行为涉及幕后策划、由他人代为执行的情况时，学校通常难以追查出真正的主谋。

承受心理影响深远

她提醒，受害者所承受的心理影响可以非常深远及严重，包括自杀、自残等情况。她忆述，曾有受害者因14岁时长期遭同学嘲笑外貌及性器官，至30多岁仍需长期服用精神科药物及无法自理。

她指出，欺凌者往往具自恋特质、缺乏同理心，若未能及早介入纠正，长大后或涉更多刑事及违法行为，因此家长及学校不应轻易让他们逃避责任，否则对其人生发展反而有害。她强调，即使是旁观者，若长期对欺凌事件视若无睹，亦可能助长有关文化，并指过往曾有学生因目睹欺凌却未有举报，而须承担法律后果。

冯丽姝说，现时校园欺凌及网络欺凌问题严重，但尚未有与时并进的政策保障儿童及青少年。她希望当局能投放资源，例如可参考台湾等地，发生校园欺凌事件时，要求校方须于24小时内通报个案，并由一个独立、公平公正的第三方机构跟进个案，以防止隐瞒或处理不公的情况。她续指，独立机构会约见学生，评估其动机，再制定适当的辅导策略，并在涉及刑事等情况下转交相关法律程序处理。

不过，管浩鸣认为，目前未有迫切需要强制通报个案。他解释，学校在处理相关事件时已相当审慎，不会刻意隐瞒，若强制要求所有事件均须上报教育局，未必符合实际效益，原因是部分事件性质轻微，而处理过程亦未必能以划一标准处理。他又补充，现时如涉及严重身体伤害等问题，在强制举报虐儿童条例下，指定专业人士亦会作出举报。

教育局：一直采取“零容忍”

教育局强调，对校园欺凌一直采取“零容忍”的政策，绝对不接受任何形式或原因的欺凌行为，并为学校提供指引，详细列明校方在处理欺凌事件的原则、程序、方式及跟进工作。局方亦透过学校课程、教学资源、学生成长活动和教师培训等，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正面的态度、提高学生及学校人员的反欺凌意识、加强学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以及推动和谐关爱的校园文化。

师生间可有欺凌 有老师曾受恐吓

校园欺凌未必只发生于学生之间，有学者指出，由于老师与学生的权力本质上并不对等，师生之间亦曾发生欺凌事件。

有学者表示，师生之间同样有机会出现欺凌。

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及行为科学系副教授冯丽姝举例说，部分老师会故意不处理问题，更有个别老师会因学生曾投诉自己，令师生关系陷入胶着，将其视为“麻烦友”及产生负面观感，甚至刻意针对，形成恶性循环，令学生越发感到不被理解及委屈，增加被校外不法分子以“保护”为名利用及拉拢的风险。

另一方面，老师亦可能成为被欺凌或恐吓的对象。冯丽姝分享曾接触的个案，指有老师因迟放学，回到停车场后发现座驾4个车呔全部被人刺破泄气，亦有老师曾表示因担心人身安全，只能在夜晚7时前离开校园范围，“外面有人‘围’他”。

就如何保障老师，她认为，老师应保持客观、理性处理，并妥善记录相关言行及证据，以便日后跟进，同时让学生明白校园内应有纪律及规范。

记者：潘明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