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傭患癌遭解僱索償 僱主須賠償菲傭收入及精神損害費逾25萬元

38歲菲律賓籍單親媽媽來港任職家傭期間，確診第三期子宮頸癌後遭解僱，使她無法在港接受公共醫療。菲傭2019年透過勞資審裁處成功獲僱主賠償3萬元，平等機會委員會代表她入稟區院控告僱主殘疾歧視，並申索收入損失、情感傷害和醫療費用等逾25萬元賠償。菲傭於2021年離世後，由其胞妹繼續訴訟，案件早前於區院進行賠償額評核聆訊。暫委法官凌依楠今頒下判詞，裁定僱主須向菲傭賠償收入損失費、精神損害費及醫療費，金額共約25.1萬元，另須支付利息及訟費。

官：菲傭患癌3日被解僱承受傷害雪上加霜

申索人Baby Jane Teodoro Allas由遺產管理人即其胞妹Mary Ann Allas Pereira（原名Mary Ann Teodoro Allas）代表，答辯人為前僱主Jamil Bushra。

暫委法官凌依楠頒下判詞，就收入損失費賠償引述家傭合約指菲傭的月薪為4,310元，而僱主發出的解僱信及終止合約文件等均沒有提及菲傭工作表現不佳，醫生亦判斷菲傭適合工作。菲傭若非遭僱主殘疾歧視，其合約理應至2019年11月才完結，故評定菲傭損失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期間的收入損失金額約3.3萬元。

凌官就精神損害費作評定時指，菲傭在受僱期間與僱主及其家屬關係良好，並能勝任工作，惟遭確診第三期子宮頸癌後僅3日被解僱，當時菲傭已為僱主工作了15個月。凌官認為，菲傭當時必然感到被背叛，而菲傭已承受患有危及生命的疾病所帶來的衝擊和焦慮，處於非常脆弱和痛苦的狀態，惟僱主在此情況下解僱菲傭，直斥其舉動無疑是雪上加霜，菲傭所受的傷害必然十分嚴重，導致菲傭在被解僱後經常哭泣，睡眠和飲食均出現問題，並且感到情緒緊張。

案中前僱主Jamil Busha一直沒有音訊。

另外，菲傭身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育有5個年齡介乎7歲至16歲之間的孩子及年邁的母親，僱主解僱菲傭無疑造成其嚴重的精神痛苦及壓力，但僱主從未向菲傭道歉。凌官續指，僱主在解僱信中明確提及菲傭的健康狀況，令菲傭難以再獲得新的工作簽證，導致菲傭失去在香港享受公共醫療資助的資格，菲傭因此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難以獲得及時且負擔得起的醫療服務，終下令僱主須向菲傭賠償12萬元的精神損害費。

菲傭遭解僱失享香港公共醫療資助資格

至於醫療費方面，凌官認為僱主在終止僱傭關係後，導致菲傭失去了在香港享有公共醫療資助的資格。鑑於菲傭家鄉醫療資源有限，且菲律賓主要城市的醫療費用高昂，考慮到菲傭患有晚期癌症，故在香港尋求及時的私人醫療治療是合理的，終裁定僱主須向菲傭賠償約9.8萬元的醫療費；另外，僱主無視平機會的調解，逃避送達的法院文件，且沒有訴訟程序。凌官直指，其行為迫使原告不必要地繼續訴訟直到結案，故下令僱主須承擔本案的訟費及利息。

凌官引述背景指，菲傭Baby Jane Teodoro Allas於2017年11月與僱主Jamil Bushra簽訂一份為期兩年的家傭合約，菲傭在2019年1月被初步診斷為子宮頸癌，而僱主亦同意讓菲傭休病假，惟1個月後菲傭得知病情已是第三期子宮頸癌，醫生建議菲傭儘快接受治療，菲傭當時驚恐萬分並與僱主商討。翌日，僱主的父親要求菲傭發出體檢證明，及後要求費用返回工作崗位，惟菲傭因身體不適而被送院。菲傭出院後，僱主向菲傭發出解僱信，當中列明解僱原因為確診子宮頸癌，故選擇不再聘用該菲傭。僱主更要求菲傭簽署兩份文件，當中表示已向菲傭支付終止合約補償金，惟菲傭拒絕簽署，菲傭隨後離開僱主的住所。根據婦產科專家指，儘管菲傭患有疾病，惟其身體狀況仍適合履行家傭的工作。

香港家務工工會聯會指外傭被剝削多忍氣吞聲

香港家務工工會聯會表示，對法庭就 Baby Jane Allas 遭受殘疾歧視一案的判決結果表示歡迎；然而僱主 Jamil Busha 由勞工處調解開始，直至案件由勞工審裁處作出勞資糾紛民事勝訴的判決，長達7年期間仍音訊全無，而 Baby Jane 亦於2021年離世。這份遲來的判決令其家人承受沉重的精神及心理負擔，儘管慶幸7年艱辛的爭取終於告一段落，惟外傭承受的過程實在太漫長。

香港家務工工會聯會續指，外傭離鄉別井，只為支撐在家鄉的家人的生活開支，故外傭被剝削時，大多數人只能忍氣吞聲，而真正能夠站出來爭取應有權益的實在少之又少。外傭就算獲得工會、非政府組織及社會大眾的捐款支持，仍看不到盡頭的法律程序，加上失去收入、缺乏政府提供的基本生活支援，導致不少外傭在追索法律權益時反而像受罰，故此感到失望，亦感到悲哀。

另外，對患病的外傭而言，香港醫療費用的暴漲亦構成難以承受的巨額開支。當外傭面對患病、惡劣處境、被解僱、失去收入與家庭支援的處境時，其壓力沉重得難以想像。外傭會擔心在漫長法律程序期間無法接受治療，令許多外傭不敢提出法律索償，最終被解約的外傭只能選擇返回家鄉尋求治療，或在缺乏適當照顧下等待生命走向終結。社會大眾對香港反歧視條例的認知普遍不足，外傭亦未必了解自身權利，因此在勞工及公眾教育方面仍有很大改善空間。

案件編號：DCEO11/2020
法庭記者：黃巧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