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局勢︱哈梅內伊喪禮全球矚目 終身制「最高領袖」如何成為伊朗真正揸fit人︱一文看清
伊朗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國葬儀式於7月初舉行,移靈路線橫跨多個城市乃至鄰國境內。根據伊朗官方發佈的日程表,哈梅內伊的公眾悼念與遺體告別儀式將於7月4日及5日在首都德黑蘭的伊瑪目霍梅尼清真寺舉行。隨後,靈柩將移送至什葉派聖城庫姆,並應鄰國伊拉克方面要求,展開跨國移靈短暫進入伊拉克境內。最終的落葬儀式,則定於7月9日移送回伊朗,在其東北部家鄉聖城馬什哈德舉行。
預計千萬人送別哈梅內伊
伊朗官方預計首都德黑蘭等地將湧入1500萬至2000萬人次送別哈梅內伊,這將是現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國葬之一,不僅反映出哈梅內伊在伊朗國內的尊崇地位,更再次將這個中東大國獨特的政治體制推向國際鎂光燈下。
說到各國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大家或許聽過「總統、總理、首相、主席、總書記、埃米爾、總督、國王、親王」等林林總總的稱呼。偏偏唯獨伊朗,誕生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專屬職銜——「最高領袖」(Supreme Leader)。究竟這個聽起來十分神聖的職位,在伊朗實質擁有怎樣凌駕一切的終極權力與至高地位?
「神權」凌駕「世俗」
其實,在伊朗獨特的政治體制中,最高領袖的權力遠在總統之上。身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最高領導人和軍事統帥,他牢牢掌控著國家的關鍵人事與大政方針。



一方面,最高領袖擁有絕對的人事任命權,有權直接或間接指派國家眾多核心職位,包括司法系統首長、國家廣播電視台台長、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代表,以及憲法監督委員會(Guardian Council)半數的核心宗教學者。
另一方面,他也負責制定並監督執行國家的總體大政方針,從根本上主導著伊朗的國家走向。所謂「最高」,意指在國家、政黨及特定制度中,擁有最終決定權與神聖不可侵犯的最高統治權威。
權力遠大於總統
根據伊朗憲法明文規定,直接選舉產生的總統,其政治地位實際上在最高領袖之下。在具體運作中,總統雖然實行總統內閣制,身兼政府首腦與行政部門的首長,並在正式外交場合作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伊朗,但其本質上仍需向人民、議會以及最高領袖負責。如果總統中途想要辭職,甚至必須親自向最高領袖遞交辭呈。
簡單來說,伊朗總統更像是打理國家日常行政的「大管家」,而掌握國家終極命脈與軍事大權的,永遠是坐在幕後的「最高領袖」。
終身制架構:40多年僅三人掌權
而最高領袖亦是採取「終身制」,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也只經歷過三位掌權者。第一代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創始人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第二代是統治長達30多年的哈梅內伊(Khamenei,於2026年7月舉行葬禮儀式);而最新接任的第三代,正是其兒子穆傑塔巴.哈梅內伊(Mojtaba Khamenei)。
伊朗曾是君主制國家
事實上,伊朗現行的政教合一體制,源於1978年爆發的伊斯蘭革命。在此之前,伊朗實際上是一個由巴列維王朝統治的君主制國家。


巴列維王朝的第二任、同時也是末代國王(沙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自1963年1月起大力推行著名的「白色革命」(White Revolution),傾全國之力推動伊朗的經濟轉型與社會現代化。
推土地改革與社會世俗化
當時,他將大地主與王室的土地重新分配給約250萬戶農民,藉此削弱傳統封建勢力;同時創立「知識軍團」與「衛生軍團」,大幅提升鄉村識字率並改善公共衛生。此外,王朝更賦予婦女投票及參政權、限制一夫多妻制,並透過豐厚的石油收益強力推進工業化,甚至推動工人享有企業利潤分紅。
隨着全球油價持續走高,1970年代末的伊朗已一躍成為全球第19大經濟體,更是中東地區無庸置疑的經濟火車頭。在經濟蓬勃發展之下,國內百萬富翁遍地,社會生活極盡繁華。當時德黑蘭街頭汽車普及率極高,到處都是現代化景觀,女性更享有高度的穿著自由與社會權利,與如今的保守面貌截然不同。
富裕背後卻暗藏危機
然而,這場現代化改革背後卻隱藏着巨大危機。巴列維實行獨裁統治,依賴秘密警察組織「薩瓦克」(SAVAK)嚴厲鎮壓反對派,令人民長期活在恐懼之中。
同時,石油財富並未惠及底層,王室的極度腐敗與嚴重的貧富懸殊,引發各階層強烈不滿。
更致命的是,王朝強制推行西方化與世俗化,深深觸怒了擁有深厚傳統的保守什葉派宗教學者與廣大信徒;再加上巴列維當年是靠英美協助才得以成功策動政變復辟王位,其軍政高度依附美國的作風被視為出賣主權。在種種矛盾疊加之下,最終引爆了強烈的民族主義反彈。
1978年爆發伊斯蘭革命
自1978年1月上旬起,伊朗全境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剛好一年後,國王巴列維於被迫流亡。流亡海外近15年的宗教領袖大阿亞圖拉(什葉派中的高級神職人員尊稱,意即「真主(安拉)的象徵」)霍梅尼順應時勢,凝聚了國內對專制統治感到憤怒的各方勢力,成功發動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列維王朝,並於隨後確立了宗教神職人員掌握最高權力、凌駕於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權之上的「神權至上」共和國體制。
霍梅尼強勢回歸

在這場歷史轉折點中,還有一個著名的插曲。1979年2月1日,霍梅尼結束流亡,乘坐法國航空包機重返伊朗。在飛機上,美國廣播公司(ABC)新聞記者彼得.詹寧斯訪問他:「你相隔多年終於得以回國,現在感覺如何?」霍梅尼卻神色冰冷,只用波斯語淡淡地回應了一個字:「沒有(感覺)。」
儘管霍梅尼本人反應冷淡,但當班機降落時,整個德黑蘭都陷入了狂熱——多達兩三百萬人湧向機場和街頭,用震天的歡呼聲,迎接着這位即將改寫伊朗命脈的最高主宰歸來。

自此,伊朗徹底告別君主制,正式步入「政教合一」的全新時代,並一直維持至今。在這套獨特的體制下,「最高領袖」不僅成為國家至高無上的神權與政權象徵,其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與絕對權威,亦跨越近半個世紀歷久不衰,成為現代國際政壇中絕無僅有的政治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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