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附例︱湯家驊指發證明書安排 不存在「輸打贏要」：無人知道國安需要何時出現

政府制訂國家安全附屬法例，行政長官可發證明書認定某刑事罪行屬危害國安案件。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今日（14日）在電視節目指，有說法認為特首在敗訴上訴時才發證明書屬「輸打贏要」，認為這觀點不正確，因為發出證明書因應實際國家安全需要，假設如中美突然發生戰爭等，沒有可能因之前沒有發證明書，日後國際形勢突變也不能再發。

國安附例屬程序性質

湯家驊指出，理解市民對國家安全法例的關注，但強調維護國家安全能確保社會平穩，不應將法例看成侵蝕權利的條文。他認為，政府逐步修改法例，較一次過推出數十條法例，更易讓市民接受，屬於正常過程。

政府擬修訂國家安全附屬法例，行政長官可發證明書認定某刑事罪行屬危害國安案件。資料圖片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資料圖片

政府擬修訂國家安全附屬法例，行政長官可發證明書認定某刑事罪行屬危害國安案件。資料圖片

湯家驊表示本港法例均需與時並進，國安法亦不例外，特區政府理解市民的關注，只會在有迫切需要時才進行修改。資料圖片

湯家驊認為公務員劃一加薪2%屬中間落墨方案。資料圖片

程序修改不涉追溯或加刑 

湯家驊表示，是次附屬法例屬於程序性質，並不影響被告是否被定罪或其刑罰的性質，認為以被告是否負上刑責的角度而言，是不重要或不需擔心的法例。他以申請電動車牌照為比喻，指即使條例修改令費用增加，但申請牌照的性質本身並無改變，因此不涉及追溯問題。被問及如有人被控告搶劫，若行政長官將案件定性為有國安元素，判刑會否因此增加，湯家驊表明不會。

至於特首發出證明書的時限，湯家驊重申，條例所指的是「法律程序」，意指整個法律程序直至終審庭判決，甚至包括其後的服刑及申請減刑。

三名法官處理案件比單一法官更安全

被問到若被告在原訟庭罪名不成立後，控方上訴時，行政長官能否行駛權力發出證明書，湯家驊認為可以。至於會否予人「輸打贏要」的觀感，他反駁指，不應作此假設。他強調，發出證明書是因應實際國家安全需要，「幾時『發生需要』，無人知道」，舉例指如中美突然發生戰爭等情況，「唔通你話，對唔住呀，我之前無發到，𠵱家都唔發得，因為我輸了官司所以唔發得」。他重申，不能假設特首會濫用權力改變審訊結果，且由三名法官處理案件比單一法官更安全，法庭最終亦會說明涉及的事務。

判定國安威脅屬行政機關責任和職權

被問及特首發出證明書的制度內沒有制衡機制，如何避免出錯。湯家驊指出，在普通法國家如英國及美國，過去三十年的最高法院判例已確立，判定國家安全威脅屬於行政機關的責任和職權。他解釋，國家安全評估基於機密情報及政治評估等政治判斷，英國甚至將所有相關權力交予外務大臣，法庭不能干預有關決定。

就交替控罪的改動，湯家驊解釋，交替控罪通常是由重罪變為輕罪，如由恐怖活動罪改為暴動罪。若被告承認較輕的交替控罪，其審訊過程雖仍採用國安法程序處理，但法庭必須按照較輕罪行的刑罰進行判決，不存在刑罰突然加重的問題。他續指，由於被告起初是被控以嚴重罪行，在審訊階段才出現交替控罪，因此前期使用嚴謹程序處理並無不妥。

湯家驊提到，本港法例均需與時並進，國安法亦不例外，特區政府理解市民的關注，只會在有逼切需要時才進行修改。

公務員劃一加薪2%屬中間落墨方案

至於公務員劃一加薪2%，湯家驊指出，市民若對公務員加薪有意見，極大可能與大埔宏福苑大火有關。然而，他認為該事件的真正責任在於特定部門的領導或管理層，涉及的僅有五至六個部門。鑑於政府共有五十多個部門，若要求全體公務員因此事而無法加薪，做法並不公平。

湯家驊續指，高層公務員（比薪酬趨勢淨指標）減少一至兩個百分點的增幅並非嚴重問題，因為其薪酬本身已處於較高水平；相反，今次基層公務員的加薪幅度提升了一個百分點，做法合適。隨着本港經濟復甦，社會應與公務員分享成果，因此他認為劃一加薪2%是一個合適的中間落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