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5月11日刊】致凌先生：同情行政之乱，但需认清“优先权”在现实下的底牌

2026年05月11日 16:00

【读者来函】读者梁先生四度来函，对本新闻网 (加拿大星岛新闻网 / singtao.ca) 于5月9日“专栏特区”中读者凌先生题为〈 【读者读者来函/5月9日刊】回应一位认清现实的97港人移民〉的文章作出回应，编辑部于5月11日将读者梁先生来函成文〈【读者来函/5月11日刊】致凌先生：同情行政之乱，但需认清“优先权”在现实下的底牌〉毕录于下，与读者分享。

编辑先生：

拜读凌先生 5月9日的来函，笔者完全同情凌先生及一众申请人所面对的行政困境。凌先生提到的 Maintained Status 导致医保、驾照失效，以及工签审批出错等问题，确实是加拿大官僚体系令人齿冷的“行政失职”。在这一点上，笔者与凌先生站在一起——加拿大的行政效率确实烂透了。

然而，感性上的同情不应掩盖理性上的逻辑分析。凌先生信中的核心不满在于“政府未兑现优先处理（Priority Processing）的承诺”，对此，笔者有几点观察与之商榷。

一、承诺的“优先”，敌不过崩溃的“现实”

凌先生引述 2021 年前部长的承诺，强调救生艇应获“优先处理”。在法规上，这确实是当时 IRCC 给予香港通道的行政优待。但凌先生必须承认，2021 年的加拿大与 2026 年的加拿大，在行政负担上已不可同日而语。

当一个国家的移民、住房与医疗系统面临总崩溃时，所谓的“优先处理”便成了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当救生艇、乌克兰专案、阿富汗难民以及各类人道援助同时挤在“优先”的窄门前，原本的快线必然变慢。这不是政府针对香港人的蓄意刁难，而是一个失能系统在超载下的物理反应。

二、苏格兰助产士的例子：这是一场“全国共业”

凌先生引用温哥华岛苏格兰助产士的案例，这恰恰证明了笔者的核心论点：官僚主义的毒手是不分国籍、不分阶级的。

助产士是加拿大最急需的专业人才，其社会价值不言而喻，但她依然在工签程序中受尽折磨。如果连这种“刚需人才”都要在崩溃的系统中挣扎，凌先生与北先生凭什么认为，仅因为身为救生艇申请者，就应该在行政上获得超越其他类别（甚至优于医疗专才）的绝对豁免？

凌先生亲口承认，许多申请人是因为在 Express Entry（EE）计分系统中“不够分”才转走救生艇。既然你们选择了这条“免除硬件竞争”的特殊通道，本就应预见到这种基于政治与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的项目，其稳定性与速度极易受国家政策波动影响。

三、行政失职不等于“欠了你”

凌先生提到的医保与驾照衔接问题，这是不折不扣的政府部们沟通失灵。这类“低级错误”确实该骂，也该争取改善。但我们必须分清：“批评政府办事不力”与“以此要求特权”是两回事。

30 年前与今天，移民的本质从未改变。移民是一份与主权国家签订的长期契约，其中包含了对该国官僚体系、社会效率等负面因素的承担。我们当年在境外排队，承受的是长年的分离与等待；你们在境内持有工签等待，承受的是行政衔接的混乱。

真正让老移民感到不安的，不是新移民的投诉，而是那种“因为政府承诺过优先，所以我就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比别人快”的特权感。

四、结语：回归“港人精神”的韧性

凌先生希望大众了解申请人的困境，笔者完全认同。但解决困境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北先生式的“成名后的悲情表演”，不断要求政府履行那些早已被现实压垮的政治口号；另一种则是像许多默默耕耘的港人一样，在不完美的制度中寻找生存空间。

既然凌先生也提到有“年青有为”的港人成功透过 EE 拿到 PR，这证明了实力依然是硬道理。如果选择了门槛最低的通道，就请拿出应有的韧性去面对这条路上的行政风暴。与其在报端争论 2021 年的诺言，不如认清 2026 年的现实：这是一个崩溃中的系统，没人欠谁一张快速上岸的保证书。

一位认清现实、与大家共度时艰的 97 港人移民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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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函/5月5日刊】回应阿朗专栏有关救生艇的“幸存者偏差”

【阿朗专栏】幸存者偏差

读者凌先生早前来函，对本新闻网 (加拿大星岛新闻网 / singtao.ca) 于5月5日“专栏特区”中读者梁先生题为〈 【读者来函/5月5日刊】回应阿朗专栏有关救生艇的“幸存者偏差”〉的文章作出回应，编辑部于5月9日刊出凌先生梁先生来文〈【读者来函/5月9日刊】回应一位认清现实的97港人移民〉，与读者分享。

尊敬的编辑阁下︰

小弟作为救生艇计划的申请人，拜读完认清现实的97港人移民发表的鸿文，希望能作出回应，让在加华人更了解一众救生艇计划的申请人所面对的困境。

就移民前辈于开首提出申请快慢的观点，前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长Marco E. L. Mendicino曾于2021年4月所发出的新闻稿中表明救生艇计划的设立是为了让申请人快速(fast-track)成为永欠久居民，因此申请人才会期望永居申请会更快得到处理。事实上，根据申请人于自发组成的通讯群组中所分享，踏入2026年以来，只有零星于23年11月尾及12月头的永居申请获批。移民部基乎未有再向申请批出原则上接纳(即俗称AIP)，亦未有再发出套取指纹和无犯罪纪录证明的要求。以小弟为例，自从2024年4月递交申请后，除了提交了指纹和无犯罪证明外，已超过两年没有任何更新及进展。2024年5月以后的申请更是毫无寸进。是快是慢，公道自在人心。

移民前辈亦提到不想等待的申请人应申请投资移民或省提名，但他并未提到有更多名额的快速通道计划，可见他并不是十分了解本国的移民制度认识。他亦可能也不知道初创投资移民计划已暂停处理，省提名计划已经收紧。当然有很多年青有为的香港移民已转往快速通道并取得永居身份，但更多申请人因年龄和携眷而被扣分，未能取得足够分数突围。

而一日未有永居身份，对申请人的日常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现时申请为救生艇申请人而设的开放式工签(OOWP)的轮候时间一般为至少六个月，更多是等了九个月什至一年才获批。虽然移民部会为申请人提供Maintained Status 的证明，但由于各级政府以至不同部门资讯不流通，持Maintained Status身份的申请人及家人会面临失去公共医疗、教育和驾驶执照。移民部于国会委员会上亦曾承认Maintain Status证明书的用字有错，导致部份雇主为免误堕法网而解雇或不考虑有关申请人。

再者，移民部审批工签程序粗疏，无视普通法原则的程序公义，多次错误拒绝工签申请，令申请人即时失去临时居民身份，须即时停工停学。最近于卑诗省温哥华岛，就有一名来自苏格兰的助产士，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移民部无理拒绝工签申请，要由省长和国会议员多次亲自介入才能获批工签，而最终她亦愤而回国，可见香港人并非无理取闹。

希望小弟拙文能让本国华人更了解申请人的实况和困境，而非以30年前的经验去批判现时的申请人。

读者：凌先生

一位读者梁先生早前来函，对本新闻网 (加拿大星岛新闻网 / singtao.ca) 于 4 月 28 日“新移民专栏”中〈【阿朗专栏】幸存者偏差〉一文作出回应，编辑部于5月5日将梁先生来函以题为【读者来函/5月5日刊】回应阿朗专栏有关救生艇的“幸存者偏差”成文毕录于下，与读者分享。

编辑先生：

拜读 4 月 28 日阿朗专栏的告别作，笔者对其将移加港人的审批延迟归类为“幸存者偏差”深感不以为然。作者认为首批申请者快速获批是“偏差”，而后来的等待是“不公”，这种观点无视了移民政策的基本运作规律与配额限制。

首先，第一批人的“快”并非偏差，而是政策红利期的必然现象。任何新政策推行之初，申请人数较少，行政资源相对充足，审批自然迅速。然而，随着“救生艇计划”因其极低门槛（豁免 Comprehensive Ranking System CRS 评分、不拼学历与年龄）而吸引海量申请，叠加加拿大政府调低年度移民总配额（2025-26 年度已缩减至约 38 万）的客观现实，排队时间长度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不是“幸存者偏差”，而是“排队几何学”—— 当总配额变小，而申请人数倍增时，后入者必然要等待更久。

其次，阿朗将这种时间上的差异描述为“不公平”，却忽略了移民是一场自愿的选择。加拿大政府从未保证救生艇是一条“特快专线”，它仅保证这是一条“低门槛通道”。如果申请人自认实力优厚、不愿忍受排队，大可以选择投资移民或省提名（PNP）等常规路径。既然选择了享受“豁免竞争”的红利，却又回头指责先行者的速度是“偏差”，这种心态是否过于自我中心？

更重要的是，将等待视为“时间成本”的浪费，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在等待 PR 的两三年间，新移民在本地职场累积的经验、建立的邻里关系，正是扎根的过程。这种心理磨练与文化融入，对长远的移民生活反而是宝贵的资产。真正的“偏差”，是作者那种“唯 PR 论”的狭隘视野，将丰富的生活体验简化为一张卡片的到手速度。

最后，笔者想提醒：救生艇的本质是避风港。若仅因“排队时间长”便轻易言回流，说明其当初的避险需求并非必要。真正的灾民寻求的是救生艇的“位置”，只有游客才会抱怨救生艇的“航速”。

将整代人的奋斗与国家的配额现实，轻描淡写地归类为“幸存者偏差”，是对那些尊重规矩、在不确定中依然努力扎根的移民的最大冒犯。

读者：一位认清现实的97港人移民谨启

为方便读者对比原文，以下重刊4月28日加拿大星岛新闻网 (singtao.ca) 的〈【阿朗专栏】幸存者偏差〉全文于下：

【港人移加746/阿朗专栏】“救生艇”故事在港人群组间从来都是个话题。

最初一批透过“救生艇”来到加拿大的香港人，其实走得相对顺利。不少人在完成学业，或累积足够本地工作时数后，半年至一年内，便成功取得永久居民身份。流程清晰，时间可预期，结果也算明确。对于仍在观望的人来说，这些例子无疑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参考。

于是，紧随其后的香港人，带着相近的背景，甚至更充足的准备，坐着同样的“救生艇”来到加拿大，追求更好嘅人生。当时的判断其实很有基础，既然首批可以做到，自己大概也可以。只是，时间点不同，结果开始出现偏差。

到了今天，不少甚至是早期的第二批“救生艇”申请人，正处于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中。审批进度变得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原本预期半年至一年的流程，被不断拉长，变成一段没有明确终点的等待。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人其实没有停下来。该工作的继续工作，该生活的继续生活。表面看来，一切如常。只是内心的焦虑，多少存在。偶尔传来个别成功获批的消息，又让人觉得，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于是，大多数人选择继续留下。

但同一时间，另一种情况也在慢慢发生。开始陆续听到有人离开回港，定义上既不是“回流”，当然肯定也不是“败走”。特别是较年轻的一群，他们面对的考虑不只是金钱，而是更难补回的时间成本。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消耗，是沉没成本。当时间不再可预期，原本可以接受的过渡，就会变成一种难以计算的付出。对一些人来说，这种不确定，比辛苦本身更难承受。只是，这些选择，很少被详细讲述。

留下来的人，继续生活；离开的人，多数安静。于是我们所看到的，仍然主要是那些最初顺利的故事，还有零星成功的个案。难道“救生艇” 港人已经落入“幸存者偏差”的空间？

作者：阿朗

本文配图：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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