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台湾地位未定”的错误结论 损害了中华民国主权

【吉米言法】2025年9月中旬，美国在台协会(AIT)主动抛出“台湾主权未定论”，表示“北京的叙事完全错误，这些⽂件都没有决定台湾最终政治地位”。

这里的这些文件是指⼆战时期的⽂件，包括“开罗宣⾔”、“波茨坦公告”以及“旧⾦⼭和约”。

一石激起千层浪，除了AIT前理事主席⼘睿哲（Richard Bush）表示，“这是我第⼀次看到这样具体的措辞”，不少媒体和学者都开始审查并讨论各个相关宣言、公告、和约以及决议的原始文本。

本文通过回顾1969年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即用于解释国际条约的指导原则，让我们了解美国在台协会关于台湾最终政治地位未定的表述以及立场与国际习惯法的解释原则并不相符。

1969年颁布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生效在1980年1月。除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八一七公报（1982年），上段所述的宣言，公告，以及和约均签署在1980年之前。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第4条，1980 年之前签署的条约并不会自动受《公约》程序条款的约束，但是该公约的许多规则包括其第31条至33条，所反映的习惯国际法的精神和原则仍旧适用于先前的条约。

作为“一般性的解释规则”，《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1款规定，“条约应根据其上下文（in their context）并结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in the light of its object and purpose），按照条约用语的通常含义（ordinary meaning）善意（in good faith）解释”。

如果条约语意仍然含糊不清、难以理解或导致荒谬或不合理的结果，《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规定，“为确认适用第31条所产生的含义，或为确定根据第31条进行解释时的含义，可以借助补充解释资料，包括条约的准备工作和缔约情况”。

当条约用多种文字签署时，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第33条，每个文本均具有同等权威性。“当比较各作准文本后发现含义有差异，而适用第31条和第32条仍不能消除时，应采用与条约目的和宗旨最相符的含义”。

尽管《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不具有追溯力，但国际仲裁机构在处理1980年前国际条约的纠纷时，都会参考并认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规则的权威性，因为其很好地反映了先前存在的国际习惯法原则，即通过解释条约来帮助其生效，而并非使得条约的内容失去意义。习惯国际法也会推定条约与其他国际义务和规范一致，并且通过缔约双或多方一致的解释和实施可以澄清含糊不清的条款。

当我们翻阅1951年在旧金山签署的《对日和平条约》（所谓《旧金山和约》）的第二章第二条（b）款，我们是否肯定日本是否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所有权及要求呢？《旧金山和约》用的原文是“Formosa”福尔摩沙一词，并且出现过3次。然而台湾一词从未被使用，如
果按照对台协会所谓“这些⽂件都没有决定台湾最终政治地位”的说法，那么是否可以说日本从未放弃过对台湾的一切权利和要求呢？

参考《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解释原则，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1943年的《开罗宣言》明确表示，英中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里，福尔摩沙，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我们可以明确了解，二战前同盟国就有将日本占领中国之领土归还给中华民国的明确“目的和宗旨”。

战后1945年《波兹坦公告》的第八条明确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其可以领有之小岛主权决定”。按照“条约用语的通常含义”，笔者看不出《波兹坦公告》有任何“含糊不清、难以理解或导致荒谬或不合理”的地方，我们可以将其视作对《开罗宣言》将日本占领中国之领土归还给中华民国“目的和宗旨”的重申和加强。

让我们再参考冈村宁次递交给何应钦将军的《向中国战区投降降书》，日本帝国政府除了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降书明确，“二、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内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三、吾等在上述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

这里的“蒋委员长”是指担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蒋中正委员长。而在战时中国，这种军事委员会制，实际上是军事集权政府，享有军事以及民事政府的决策权威，从法理到实际，都是中华民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按照对台协会所谓“这些⽂件都没有决定台湾最终政治地位”的逻辑，那到底是日本当年在台湾的全部“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向中华民国投降不确定，还是日本虽然投降给了中华民国，但是日本占领之中国领土并未归还给中华民国不确定？这两个选项符合《开罗宣言》和《波兹坦公告》的目标宗旨吗？难道不都是“荒谬或不合理的结果”吗？

美国川普政府在解读相关宣言、公告、条约及决议时，并未依据词语的通常意义，也未将条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量，更忽视了应从符合条约宗旨与国际法原则的角度进行解释。这种做法可谓自作聪明、画蛇添足制造出“台湾地位未定”的错误结论，不仅损害了中华民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也破坏了二战后既定的国际秩序，可说是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愚蠢之恶”。

民国114年双十日写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撰文：吉米言 (卑诗公益法律服务社团 Access Pro Bono Society of BC 法律义诊服务总管及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