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前FBI局长科米被起诉 揭示美国司法的龙争虎斗

【吉米言法】2025年9月25日，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James Comey） 被联邦大陪审团以向国会提供虚假陈述和妨碍国会调查两项重罪起诉。

参考美国司法部新闻稿，起诉书指控科米妨碍国会对敏感资讯外泄的调查，违反了美国法典第18卷第1505条。同时还指控科米违反了美国法典第18卷第1001条，并作出了虚假陈述。科米声称他没有授权联邦调查局的某人作为匿名消息来源。起诉书称，该陈述是虚假的。目前科米否认所有指控，表示愿意进庭受审。

美国现任司法部长帕梅拉邦迪表示，“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今天的起诉书体现了司法部对滥用职权、误导美国人民的人追究责任的决心。我们将追查此案的真相。”

诚然真相是司法公正的基石，但政治干预常使司法判断复杂化，公众必须警觉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差异，维护司法的独立以及公开，公平，公正。

身高两米的詹姆斯·科米自己就是一位美国律师，1985年毕业于芝加哥法学院，先后出任过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以及美国司法部副总长，后由奥巴马总统任命，于2013年至2017年担任第七任联邦调查局局长，随后被特朗普总统在其第一任期内解职。

那么科米作为前联邦雇员，是否拥有任何的豁免权呢？

美国联邦雇员在职期间的豁免权主要来自“主权豁免”（Sovereign Immunity）原则。这意味着在联邦雇员履行公务职责时，政府而非雇员本人，会为其过失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根据《联邦侵权索赔法》（Federal Torts Claims Act）处理。

对于联邦雇员个人，有条件豁免（Qualified Immunity）则是所适用的法律原则，赋予履行自由裁量职能的政府官员免于损害赔偿诉讼的豁免权，旨在保护公务员免于因职责内的正当行为而遭受不必要的诉讼干扰。显然有条件豁免意味着这项豁免并非绝对，例如，若有证据表明该联邦雇员故意侵权或侵犯“一个理性的人应该知道的明确法定或宪法权利”时，豁免会失效。

但是美国最高法院（SCOTUS）在2022年的 Vega v. Tekoh 一案中裁定，如果警方违反《米兰达》（所谓米兰达警告是指美国警察在拘留和审讯嫌犯前，必须告知其有权保持沉默、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以及有权要求律师在场的权利）规定，不代表违反宪法赋予的权利。该裁决表明受害者不能仅仅因为警察未宣读米兰达警告，就依据《美国法典》第42篇第1983节提起民事诉讼，向警方索取赔偿。警察仍然受到“有限豁免权”的保护，免于这类民事责任。

当科米在2020年9月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虽然内容涉及其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期间的行为，但是由于科米已经卸任联邦职务，所以本身不再享有豁免权。更何况他在作证前还向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宣读：“我宣誓或确认我将要提供的证词是事实，全部事实，而且只有事实，愿上帝帮助我”。

科米要么消极等待庭审中质疑指控他证据的可靠性，亦或可能考虑以“报复性起诉”（Vindictive Prosecution）为由来指责司法部公诉的动机，从而为自己辩护。

参考Sara Kropf 于2025年三月《对政治刑事指控的选择性/报复性起诉辩护：欺骗性的表象》一文，要赢得报复性起诉的指控，科米须要证明检察官对他怀有敌意，或被怀有敌意的人说服提出指控，以至于检察官可以被视为给怀有敌意人作掩护；若没有这种敌意，则科米就不会被起诉，从而成为被告。

如果科米可以透过司法的标准来建立报复性的推定。那么美国政府就须要透过提出“客观证据证明检察官的行为是正当的”来推翻被告提出的推定。

这是一场美国司法部对其前副部长，联邦检察官对前联邦检察官的司法龙虎之争。

特朗普时代，美国司法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政治干预可能影响案件优先级、调查深度和公众舆论，使司法判断更复杂，也容易让真相被曲解。

美国的法治原则正在面临巨大的考验，同时公众和司法参与者都需要更敏锐地辨识权力干扰与法律事实之间的差异。

撰文：吉米言 (卑诗公益法律服务社团 Access Pro Bono Society of BC 法律义诊服务总管及资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