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棋盘︱政府推高层公仆责任制 拆解背后思路

行政长官李家超上周接受本报专访，首次透露将推出“政府高层官员责任制”，强化政府部门主管和高级公务员的领导作用，针对重复及严重性问题，并研设惩处机制。公务员现时有一套独立的纪律机制，但主要针对个人行为操守或表现，新增的“责任制”则强调高层公务员的领导责任，倘有部门主管得过且过，长期不作为甚至涉及行政失当，日后亦可能要问责。

今年4月，申诉专员公署揭发屋宇署遗漏跟进58宗致命工业个案，十年间仅罚过一个承建商，令社会譁然。当时本栏提及，李家超得悉事件后非常不满，认为反映三大问题：一是组织文化，二是管治力度不足，三是主管督导责任不足，“高层官员责任制”构想亦由此而来。

相关文章：

李家超专访｜拟推“政府高层官员责任制” 强化公务员主管领导作用 研无加薪等惩罚

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星岛》访问时透露，正审视建立“高层政府官员责任制”。

除了问责团队，李家超指政府部门亦要有较大的“全方位投入”。

回顾上任3年工作，李家超指已改变政府的文化，强调领导的重要性。

政府高层去年“地震”，文体旅局及运物局换上两名女将掌舵。

李家超指，公务员聘任制度虽与政治任命的司局长不同，但“责任制”要存在。

目前纪律机制偏重个人行为、单一事件

港府于2002年引入“主要官员问责制”，将三司及所有政策局局长列入问责制范围，据官方文件，相关官员须就各自范畴内事宜的成败向特首负责，并承担全部责任，甚至在出现严重失误时下台，包括重大政策失误和执行政策时的严重错失等。不过对于辖下的常任秘书长、署长等，并无此等安排。现时公务员叙用委员会，会审视公务员纪律，但主要针对个人犯错或单一事件，一些涉及政策或执行层面的失误，则未见触及。

李家超在专访提到，新设的责任制非针对单一事件，而是重复出现或性质严重个案，认为若日常管理工作到位，这些问题不应出现；政府正研究不同惩处方式，举例“无人工加”。

本届政府着力提升公务员管理，包括简化着令表现持续欠佳的公务员退休等纪律程序。不过目前制度亦有局限，2020至2024年间，共65名公务员因工作表现欠佳而不获增薪；若以职级计，由2020/21年度起的三个财年，因表现被冻薪的公务员集中在中低层公务员，并无首长级官员。

惩罚表现差的公务员相对较多，但对于身居高位、有领导角色的主管而言，目前可能欠缺持续而有效的问责机制。曾任保安局长的立法会议员黎栋国指，细化高层官员问责是大势所趋，部门首长负责整个部门运作，一些非个人失误层面、涉及整个部门的问题，亦应承担一定责任。

他相信这不会和局长的问责重叠，因局长是负责制订政策，署长/副署长则负责落实执行，视乎具体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而决定责任谁属。他指前线人员犯错不代表署长必定问责，关键是署长有否及时发现并改善问题，若同一问题重复出现，则一定是署长责任。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指，问责制下的司局长负有政治责任，高层公务员日后需负行政责任，二者有不同。他承认有时未必易分清，但去到一些关键决定便有明确界线，例如特首如想撤换官员，问责官员不一定有犯错，可能是出于提升管治威望等考虑；但对于公务员就不能照办煮碗，必须明确介定具体失误或失职，并按公务员机制处理。他认为“责任制”有助问责团队更好驾驭公务员队伍，强化从属关系，确保后者紧密配合并准确执行特首政策。

政府任期尚余两年，李家超在访问重提去年换两名官员，形容现时整个队伍均支持和落实其施政理念，“你一个人点叻，你唔认同我的施政理念，每日你跟我不断争辩，当然辩是为了好的结果……但如果因为性格、好自我（便难完成工作）”。有政圈中人指，问责官员由特首提名，若官员与特首政治理念或个性不合，以及忠诚度不足，被撤换不足为奇。

聂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