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记者陈仪芬报道】过去 8 年加拿大有 5 万多人因滥药危机而身亡，身为人母的布莱特 (Lorraine Brett) 亲眼目睹自己的孩子在街头嗑药，遭遇 12 次濒死经验。她痛斥没有足够的戒毒治疗床位、没有强制治疗机制，导致滥药问题严重。

接受星岛专访的布莱特 (下图) 说起儿子 Jordan 的染毒经验泛红了眼眶。

她说儿子在 14 岁时受朋友影响开始接触大麻，接着进一步升级，海洛因、可卡因、冰毒等逐渐侵害他的身心。“整整 20 年他都饱受毒品折磨，他痛恨毒品、但是根本离不开毒品。”

走不进戒毒治疗中心

布莱特说，毒品让儿子成了无家可归者，流落温哥华东区。“他活得不像人了，只是一个动物。我们看过他蜷缩地倒在街头，看过他衣不遮体的状态，看过有其他成瘾者喂他吃着所谓‘安全药物’的情况。因为毒品过量，他有 12 次几乎死亡，救护人员屡次把他从死神手中拉回来。”

“我和丈夫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但是毒品让他几乎都处于身心失控状态，他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就算她带着布莱特走进戒毒治疗中心或是寻求医院帮助，也屡次吃闭门羹。“因为按照规定，他必须要自主同意接受治疗，但毒品已经让他神智不清，他连好好说上一句有逻辑的话都很困难，还曾出现在医护场所大发脾气的情况，所以医护人员和治疗中心只会请他离开。”

布莱特和丈夫不断努力下，去年儿子终于获得了一个治疗床位的机会。“你无法想像那是怎样的一种惊喜，现在 Jorden 已经摆脱毒品，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布莱特认为，在处理滥药危机时，政府一系列的思维是错误的。“我们总是不采取强制戒毒措施，但是我们却采取所谓‘更安全供应’的做法，甚至我们让毒品非刑事化，这些对毒品纵容的态度，只是让人更容易染毒，无法帮助他们戒毒。”

强制戒毒有其必要性

这次联邦大选中，滥药危机是一个热议的话题之一，各政党都强调要打击非法毒品、提供更多的治疗床位，不过保守党明确强调要取消毒品非刑事化、取消更安全供应、更严格管制受监管的毒品使用所(就是俗称的毒品安全注射屋)。

星期六博励治在列治文举行的记者会上承诺，若执政，将赋予法官权力，让特定轻罪成瘾者强制接受戒毒治疗以代监禁，要求犯下更严重罪行者在监狱接受治疗。

博励治回答星岛记者提问时也允诺“未成年成瘾者要接受强制戒毒，让父母在扮演孩子戒毒过程中有更多话语权。”

‘更安全供应’真的安全吗？

加拿大第一个“更安全供应计划”(Safer supply) 于 2016年 试行，2020 年扩大实施。由联邦政府批准，分发免费成瘾

药物——主要是8毫克的氢吗啡酮（Hydromorphone）片剂，这是一种与海洛因一样有效的阿片类药物——以减少对危险街头药物的使用。

虽然倡导者声称这种做法“挽救了生命”，但有资料证实，一些使用安全供应药物的人经常转移（出售或交易）他们的免费氢吗啡酮来获取更强效的药物，然后这些药物充斥着社区并助长新的成瘾。

伦敦警察局副局长巴斯提恩 (Paul Bastien) 2024 年曾说：“2019 年，我们记录的氢吗啡酮药片缉获量不到 1,000 片，2020年 开始急剧增加，2023 年缉获的药片数量达到 30,000 多片。”

戒毒专家柯夫 (Sharon Koivu) 医生多年来一直在警告公众注意安全供应的药物转移，根据她的临床经验，转移的安全供应氢吗啡酮显然会导致新的成瘾并落入青少年手中。她相信与实际被转移的药片数量相比，警方没收的只是九牛一毛。

【专访莫雨晴牧师】为何随身总带着纳洛酮解毒包？

莫雨晴身上总是带着纳洛酮(Naloxone)解毒包，长期从事社区服务工作的他，会时常遇到瘾君子，在关键的一刻，这是救命丹。“你知道的，吸毒过量的那一刻，肌肉僵硬、癫痫发作、昏迷致死，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而在当下立刻给予纳洛酮，就能拯救一条活生生的命。”

他说，许多华人对瘾君子有刻板印象，因此一谈到毒品注射屋、安全供应计画等，会批评政府似乎就是在养毒虫、在鼓励吸毒，但真不是这样的。“没有人想纵容毒品，只是想挽救生命。毕竟有些人处在贫穷、自卑、资讯有限的状态下，只会在阴暗角落或是室内吸毒，很容易过量注射，所以才会有一系列政策希望能解决问题。”

“四柱方案”失衡    政府陷入迷思

没想到政策偏颇了，莫雨晴承认“四柱方案”失去平衡。所谓的四柱包括：预防（Prevention） 2. 执法（Enforcement） 3. 治疗（Treatment） 4. 减少伤害(harm reduction)，但过去这几年，资源几乎都用在了“减低伤害”。

他说：“政府陷入了‘不要让人死亡’的迷思，而没有足够重视帮助染上毒瘾的人戒毒，因此衍生出许多问题，导致社会分歧更大。”

毒品成为联邦大选中热议话题，如今各政党谈论最多的是“执法”和“治疗”两大支柱，莫雨晴也提醒不要忘了“预防”。他说：“预防就是要侧重教育。我记得自己在就读中学时，学校里常常教导不要喝酒开车，还会请因酒醉开车而失去双脚、坐着轮椅的当事人来叙说他的经历，见证人现身说法很震撼、很有效；社会上也常见不要酒醉开车的广告宣传。对比，我们很少看到反毒的宣传教育，可以多拍影片、找有影响力的人在社交媒体宣传。”

莫雨晴也问：“以前学校会推动D.A.R.E.（Drug Abuse. Resistance Education）反毒计划，但这几年中小学鲜少提及这个课程了。为什么不做了呢？”

去年卑诗省“防止滥毒关注组”发起一项请愿活动，也呼吁省府将防止吸毒教育列为中小学必修课程，推荐各校区采用由皇家骑警讲授的D.A.R.E.抗药物滥用教育课程。

华人父母呼吁政府要改变现行政策，应强制让成瘾的青少年去戒毒，也要求能更多地参与戒毒师和孩子的辅导过程。

同为人父的莫雨晴说，理解华人父母的心情，但“强迫不见得有效，如今年轻的一代并非上一代，不会对父母言听计从，也会不屑体制管理方式，所以如何有效辅导、推进他们走向戒毒之路很重要。”

多设青少年戒毒治疗场所    不要觉得被关在牢笼

他建议政府可以多设立一些专门为青少年戒毒的治疗场所。“不要让他们觉得被关在牢笼一样，而是提供他们有集体健康生活的环境，让他心智变得坚强，和同路人一起对抗毒品。”

时常在列治文各社区进行辅导工作的莫雨晴说，列治文的无家可归者、成瘾者、低收入户等人口也不断增长，但“他们比较藏得比较隐密”，这也显示出“他们很怕被贴标签”，所以需要大家多一点同理心、包容感。

不只想救人命   更望他有意义地好好活着

“我真的遇到一些之前有全职工作和美满家庭的华人，但突然失业了、家庭出问题了、身体出状况了，不同的原因让一些人被迫流浪街头，甚至心理出了问题而染上毒瘾。我希望社会能多一点对话，不同思维的人彼此交流，就能减少对这群人的污名化，真正找到解决方法。”

莫雨晴紧握着手中的纳洛酮，他说：“我不只是想救人命，是希望这个人真的能有意义地好好活着。”

（采访 摄影：星岛记者陈仪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