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明理】何以满城尽是娼？

根据香港著名历史学家冼玉仪博士所著述的《穿梭太平洋：金山梦，华人出洋与香港的形成》，即使后来惹来美国人的反感，引起舆论挞伐，妓女的公开招标亦只是从轮船码头，直接移师至旧金山唐人街，交易场所设在华裔人流密集的戏院（都板街）或庙宇（圣路易巷）进行。在她翻查的记录中，女性为娼的比重由1860年占华人妇女人口之24 ％，攀升至1870年的71 ％。

 

这些奇景一旦被美国传媒报导，华人女性的负面形象自然流入了美国的民众心中，以为入境的华裔妇女尽操丑业，最终联邦政府于1875年通过了《佩奇法》(Page Law)，规定亚裔妇女（当时主要是来自中国）须在出发港口取得证明书，确定她们出洋不是为“淫秽猥亵或不道德的目的”。由于入境美国的华人主要是取道香港，故这些妇女必须向美国驻香港领事证明自己是品格端庄的，之后到船政厅再受查验，事成后就以印刷墨水在她们的手臂盖印，以供上船赴美的辨认，抵达加州后又由海关署长审查。

 

可以想像，一名女性会遭到怎样刻薄难堪的审查，才可以证明自身是良家妇女。故而，很多现今的民权份子和亚裔研究学者都指责，是美国政府各项歧视性的移民法例，及社会大众的负面看法，导致华人妇女极偏低的移民数量。

 

当然，美国过去的政策及民众的偏见，对华裔妇女造成不少屈辱，绝不可取。然而，冼玉仪博士却认为，为数极低的妇女出洋，亦与中国文化的父权社会制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女性的传统角色主要是为夫家生儿育女及侍奉公婆，比陪伴丈夫出远门工作更为重要，特别是守在家乡的元配妻子，是维护宗族联系的关键，也肩负处理家庭财务的责任，对远在金山的配偶而言，妻子更需有序处理夫君从外地汇返家乡的欵项。历史家Sucheta Mazumdar称这种女主内男主外的形式，会随着配偶出洋谋生而衍生成跨国家庭。

 

此外，在保守的男尊女卑文化中，会认为妇女到外国生活容易受非华人的伤风败族影响，引起乡里间的闲言闲语。从实际情况看，丈夫单独离家出远洋谋生，也可以减少携眷的经济负担和顾虑。况且那时代的男人纳妾是平常事，长居海外的丈夫，若财力允许，很多时会在异乡纳妾，而她们的来历或德行则极少与家族名声扯上关系。

 

这种把发妻留在故乡持家守礼，有财力的在异国纳妾，低层的到妓寨解决性需要，在北美、澳洲、南洋皆非常普遍。可是，中国风俗鄙视出洋女性，以男性为主的移民社会又如何确保这些“解忧”妇女的来源呢？

 

其实，即使迟至十九世纪的国内，由于女性在父权社会普遍视为负累，贫困阶层常会卖掉女儿帮补家计，除了送到皮肉场所外，也有大量售作婢女（华南地区称为妹仔），妾、养女等。当中，亦会有主人把婢女，或丈夫将妻、妾，再卖入青楼。年轻的女孩往往成为一种投资：在买家作仆到年长后被沽售到妓院，或经鸨母买下小女孩经“栽培”后再接客。虽然这些女性在传统文化下，多数无法抵抗家人的操纵，但是也有小量是自愿的：如卖身葬父，从良的妓女对配偶失望而重操故业等。

 

这类受传统接纳的买卖妇女文化，遇上海外华人男多女少的不正常现象，令贩运女性成为非常蓬勃的赚钱勾当。冼博士翻查了一位居港的女性人口买手吴亚凤的资料，吴氏以50至150元买入的妇女，卖到加州可以高至250至350元。香港作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自由贸易港，遂很快便成为女性出洋的集散点，由国内售卖妇女到外地这体系的分发地。

 

然而，像吴氏这些本地妇女买家，仍需要周详的网络才可将人安全运到目的地。冼博士记载的一宗买卖，显示了香港与美国华商有关人口交易的业务。例如，香港商户泰昌号的东主陆善，曾接到美国波特兰的华记行的东主李诚要购票女人的订单，李诚还派遣他的妾侍亲身𢹂带2000元到香港完成买卖。

 

不过，更令人费解的是，作为香港这块殖民地宗主的英国，虽然从前经营贩卖黑奴的不人道贸易，可是早在1833年国会便通过了反奴隶法(Slavery Abolition Act)，何以坐视华人贩卖妇女？

 

英国的殖民政策通常是间接管治（indirect rule)，透过当地的领袖、贤达治理，尽量不触碰分歧的观念。例如香港华人的畜婢、立妾，纵然不合英国的道德观，但碍于华人文化的普遍接受度，港英政府仍容许其存在。冼博士评论，港英政府之所以缺乏遏止虐待移民事件的意志，主要是他们的主力是要促进香港作为殖民地的整体繁荣，太多限制会影响市道，香港商人亦会反感甚至抵抗。

 

那么，美国作为接收国，对香港这个贩运妇女的基地，又如何捣截呢？一般来说，美国驻香港领事虽是验证华人妇女登船的第一个美国关卡，不过正如港英官员不熟悉华人的语言文化，大多表现不一，有些甚至马虎了事。不过，美国对华裔女性的围墙，主要是通过移民法例，如佩奇法和后期限制华裔男女入境的法例，香港领事固然要配合盘问查证，但是管制华人妇孺入美国境的重心，已逐渐从香港转移到加州，当地海关署长施行严厉又繁复的制度盘查华裔入境者，故自1880年代起，女性移民的人数亦每况愈下。

 

我们若以现代的眼光去看，自然会责怪中外轻视女性的价值观。然而，我们亦需明白，每一代人都是受他们的时代与文化的限制，关键是，我们能否牵动造物者栽种在我们心中的良知，在时空及属世的牢笼下（prisoner of our own age)，仍敢于突破一丘之貉。

 

当美国全民上下都认定华工是奴隶，妇女则尽是娼妓时，试看属凤毛麟角的美以美教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牧师基顺（Otis Gibson，上图) ，他力排众议，勇于在旧金山唐人街建设华人教堂，服务坊众。他又多次在加州及国会的听证会为华人辩护，拆解主流社会的偏执。还有深入虎穴救出受禁锢的华人青楼妓女或婢仆之长老会女宣教士金美伦 （Donaldina Cameron，下图后排中)，据资料她营救了多达二千名华人女性，并替她们安排生活、工作，有绰号曰“老母”。

 

 

在排华热浪下守护华侨的牧者，亦不能幸免成为受殃的池鱼，基顺牧师在华埠的教堂受到反华份子的攻击，“老母”女教士因为救出赚钱机器的娼妓，直接打击妓寨的生意，唐人街的黑帮堂会多次威胁她和女子收容所。

 

现今研究美国少数民族的学者，往往以阶级(class)、性别(gender)及种族(race)批判过往,，并不时只聚焦寓国的错误及责任，忽略了母国政权及文化的影响。用21世纪的思潮来量度历史，实欠缺对先人受文化背景限制的理解。

 

正如面对“满城尽是娼”的负面标签，若在回顾历史中人时，看到他们被当代偏差潮流牵着鼻子走，而生出的劣行，能有所体悟，进一步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时刻儆醒内在人性的恶之涌动；又或从有道德勇气冲破社会桎梧的见义勇为者，得到启发，以致能发挥造物者赐予我们的善，岂非更激励我们的人生，走在正向之路？

 

注：本文内容主要参考冼玉仪：《穿梭太平洋：金山梦，华人出洋与香港的形成》（香港：中华书局，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