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华裔家长Jasmine有话说 013】从中国外籍老师到搬家工人：朗拿度的故事

【专栏 / 华裔家长Jasmine有话说 013】上次搬家，以为找搬家公司很容易，结果焦头烂额。这次搬家，提前两个月就在一家名叫“两人组”的大搬家公司交了订金，做好了预定。

搬家那天，我的手机响，一接听，里面传来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我还以为这次搬家碰巧分配给我的搬家工人是同胞呢，结果见面一看，不是。

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叔和一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小伙子包著锡克教头巾，族裔很明显。大叔则既可能是南欧裔，也可能是中南美裔，长相有点像球星朗拿度的中老年版。给我打电话的，就是他。

他之所以开口就和我说普通话，当然是看到订单里我的中文名字拼音。而我也是见到人，才感觉到他口音稍许生硬，说的中文不像母语那么流畅自然。但他看到我，表现出来的热情和亲切却让我几乎生出他就是我同胞的错觉，好像我们的相逢真的是“他乡遇故知”。

他们两人工作有分工，年轻小伙子负责搬运，大叔负责拆卸，组装，和打包。大叔话很多，他试图和我家小朋友用中文聊天，不料小朋友的中文没有达到聊天的水平。于是大叔转而和我聊。我是i人(社恐)，几乎从不主动开口和人攀谈，但是架不住大叔是e人(社牛)。

于是他主动解答了我心里那个“你的中文为什么说得这么好”的问题。原来他曾经在中国教英文。

大叔在中国当外教的经历长达八年。他的足迹遍布上海，北京，成都，广州。他甚至还在我家乡的省会城市教过书。他任教过的机构有大学，私立中学，还有教培机构。他说，“我的桃李遍天下。”

他说：“我的学生最喜欢问我一个问题。他们问，你喜不喜欢中国？我总是回答他们，我不喜欢中国。”

我一楞，以为他要吐槽，不料他哈哈一笑，说：“我不喜欢中国，我爱中国。”我松了一口气，原来他只是讲了个笑话。

我完全能够想像他在中国收获过的爱，还有money。

但这是疫情以前的事了。疫情来势汹汹，大叔无法再在中国待下去，回了加拿大。疫情几年的日子如何度过，大叔语焉不详，远不如说起在中国的时光起劲。但是也用不着细说，毕竟我们都是亲历者。

在加拿大，会说中文和会说英文，只能算拥有基本交流手段，不能算拥有谋生技能。大叔的中文说多了就能听出来，还是程度有限，而他的英文也一样有口音，显然和我一样，是第一代移民。光凭语言，是找不到称心工作的。在加拿大，或者说在所有地方，没有专业技能，都是难以找到称心工作的。毕竟打螺丝和服务业这类缺乏技术含量的工作，人员的可替换性太强了。

但是对第一代移民，尤其是年龄偏大才出来的第一代移民，这就成为一个悖论。不进低端行业工作，就赚不到眼下一日三餐和一张眠牀的钱。一旦进入低端行业工作，就等于出卖了自己所有的时间，哪里还有空档去读书进修学技能？

早期移民和现在一些时势所迫的移民尤其如此，手停口停，相信大叔和我都一样。而大叔现在选择在搬家公司从事如此辛苦的工作，或许是考虑到这个工作辛苦的只是月尾月头几天，月中还能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吧。每个人都只能在命运极其有限的空间里进行权衡和选择。

我没有问大叔，为什么疫情结束了不回中国去教书。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教培机构都关门了，英语教育在中学课程中的重要性也在日渐削弱。疫情像一个信号，也像一个警告，最终溢出了疾病本身的范围，扩散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疫情结束了，各国国门并不急着打开，而且目力所及，也没有打开到原来宽度的迹象。这种趋势不能说仅仅是上层决定的，尤其在民主社会里，上层决策迎合下层情绪，是非如此不可的行为模式。对上层来说，或是出于权力和势力的考量，对下层来说，则是来自自卫本能的支配和切身利益的驱使。

而我，还曾经天真地以为，开放和融合是世界发展不可阻挡的走向呢。我还曾经开心地想，以后机票可能会降到只要500加元一张了呢。

结果我们家三人去年取道香港回中国探亲，机票总价高达逾一万加元。香港是我曾经带着大孩子踏足过十几次的故地。这次重访，我在中环仅仅看到一个穿西装的白人青年。星光大道旁曾经挤满外国游客的咖啡馆不见踪影，星光大道上则满满都是内地游客。我又去了我当年的出发地北京。故宫约不到门票，我带小朋友游了天坛，景山，天安门，大栅栏。除了在大栅栏入口处看到一个和一名华人女性手牵手的白人，竟然一个老外也没有看到。

所以，搬家的大叔也是没有办法再回中国去当打工皇帝了。

但是大叔显然接受了现实。也只能接受现实。他嘴上和我聊天，手上一直干活不停。锡克教小伙子跑上跑下，也毫不惜力。大半天以后，我们在新居楼下结帐。大叔在收据上签名，看不清的连体字龙飞凤舞，很漂亮。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大叔笑着说：“朗拿度。”

文：语冰

作者简介，湖南人，厂矿子弟，移加二十余年。两个孩子的母亲。重构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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