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以哈衝突升級 國際刑事法庭與戰爭罪管得著嗎？

【吉米言法】2023年10月16日的加沙醫院爆炸，10月21日約旦河西岸傑寧難民營的安薩裡清真寺遭遇空襲。哈以衝突的升級導致公眾又開始對戰爭罪以及國際刑事法庭產生了關注，但是目前國際刑事法庭在管控戰爭罪行方面的作用儘管存在，但是有限。

根據聯合國資料，戰爭罪的概念在武裝衝突法被編纂成法後，在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方才發展起來。但是國際法中並沒有一部專門針對戰爭罪的法典。

國際人道法和國際刑法條約以及國際習慣法中均列有戰爭罪行的清單。

1899年和1907年通過的《海牙公約》重點 「禁止交戰各方使用某些戰爭手段和方法」。

1864 年《日內瓦公約》以及隨後的系列公約，如1949 年的四項《日內瓦公約》和1977 年的兩項《附加議定書》，重點在於「保護未參加或不再參加敵對行動的人員」。

海牙法和日內瓦法都將一些違反其規範的行為認定為戰爭罪。而1949 年的系列《日內瓦公約》更已獲得聯合國所有會員國的批准。

國際社會在二戰後，通過紐倫堡和東京的軍事法庭對二戰期間犯下的戰爭罪、危害和平罪和危害人類罪進行了審判。

在1990年代，國際社會又通過國際刑事審裁所分別對前南斯拉夫以及盧安達進行了審理。

20世紀下半葉，就種族滅絕、反人類和戰爭罪達成共識後，國際社會希望常設國際法院的願望，終於在2002年實現了。

參考《國際刑事法庭概覽》，1998年7月17日，全球120個國家通過了《羅馬規約》，作為建立常設國際刑事法院的法律基礎。 《羅馬規約》經 60 個國家批准後於 2002 年 7 月 1 日生效。

國際刑事法庭對 “(a) 種族滅絕罪；(b) 危害人類罪；(c) 戰爭罪；(d) 侵略罪。” 擁有管轄權。

根據《羅馬規約》，所謂戰爭罪，包括 “(i) 故意殺戮；(ii) 酷刑或不人道待遇，包括生物實驗；(iii)
故意造成巨大痛苦，或對身體或健康造成嚴重傷害;...(vii) 非法驅逐或轉移或非法監禁；(viii) 劫持
人質。” 戰爭罪還包括在武裝衝突中，“(i) 故意針對平民或未直接參與敵對行動的平民進行攻擊
；(ii) 故意針對民用目標（即非軍事目標）進行攻擊；...(v) 以任何方式攻擊或轟炸不設防且不是
軍事目標的城鎮、村莊、住宅或建築物；...(ix) 故意進行攻擊非軍事目標的宗教、教育、藝術、科
學，慈善目的、歷史古蹟、醫院以及傷病者所在的地點；” 等等。

需要注意，戰爭罪行不僅僅是犯罪的行為， 它還要滿足 「故意」 與 「非軍事目標」的條件：前者可以看作是犯有戰爭罪的意圖（mens rea) ，而後者是指犯有戰爭罪的前提。

例如，目前證據傾向的解釋是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誤炸了加沙的醫院，而就約旦河西岸傑寧難民營的安薩裡清真寺遭遇的空襲，以色列國防軍發表聲稱他們的 「目標是清真寺下方的一個地下建築，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正在利用建築物為即將到來的攻擊做準備」。

這兩次的攻擊行為能否構成武裝衝突中的戰爭罪就變得爭議。

不僅如此，國際刑事法庭還受到管轄權的限制，法庭只對《羅馬規約》的締約國或已接受國際刑事法院的國家具有管轄權。目前加拿大、英國、法國、澳洲及紐西蘭等120多個國家均是國際刑事法庭締約國，而還有40多個國家，包括中美俄印、以色列、伊朗、土耳其、沙特、敘利亞、黎巴嫩及埃及等中東北非國家，以及多數南亞國家均未參加或退出了國際刑事法庭。

根據1998年7月20日聯合國外交會議的紀錄，以色列在反對《羅馬規約》常設國際刑事法庭上，表示 「無法理解為什麼認為有必要將把人口轉移到被佔領土的行為，列入最令人髮指和最嚴重的戰爭罪行清單中。」

美國則表示，「任何締約國都不能克減《聯合國憲章》賦予安理會的權力，安理會負有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責任。」

中國表示，「授予檢察官起訴的權利將國家主權置於個人的主觀決定之上。 ...規約的通過應以協商一致方式而非投票方式通過。」

而非締約的接受國可以通過規約12條3款「向書記處提交聲明，接受法院對有關犯罪行使管轄權」。烏克蘭就是在俄國佔領克里米亞後，通過此條款接受國際刑事法庭的司法管轄。

儘管國際刑事法庭在2023年3月，對其成員國頒布了針對俄羅斯總統普丁的逮捕令。雖然其執法力度微弱，成員國配合度低，但也確實對普丁的國際出行產生了不確定性的風險。持平而論，國際刑事法庭對阻遏非締約國侵略和武裝衝突升級的作用還很有限。

撰文：吉米言 (卑詩公益法律服務社團 Access Pro Bono Society of BC 的資訊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