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决心新建10座核电厂 要拿我们的退休基金来埋单吗？

【星岛综合报道】加拿大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部长天河山（Tim Hodgson）宣布联邦政府将大幅扩张核能产业的宏伟蓝图，并特别推崇英国的一个项目，希望复制这种商业模式，实现本国建造多达10座新核电厂的宏远目标。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备受推崇的英国Sizewell C核电厂，其造价预计高达382亿英镑（约合723亿加元）。然而，这个计划最关键的精髓在于：民间投资者将透过共同承担建设成本，大举注入资金并持有该项目55%的股份。

天河山也渴望复制这种商业模式，以实现政府所设定、在国内建造10座核电厂的宏远目标。

这个愿景绝非痴人说梦。事实上，“Sizewell C”(下图)的投资者之一正是加拿大本土的魁省养老基金管理公司Caisse，该基金已大举投资32亿加元，一举拿下了该核电厂20%的股权。

然而，要吸引这类资金进场绝非易事，尤其是对于极度规避风险的养老基金而言。

预算经常超支到令人咋舌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核能建设在投资市场上普遍留下了“预算超支到令人咋舌”的恶名。以英国最新的“Hinkley Point C”核电厂为例，该计划于2017年动工时初始预算为340亿加元，如今预估总造价已疯狂飙升至超过640亿加元。

另一个前车之鉴是芬兰的“Olkiluoto 3”核电厂，该项目于2005年便开工，却一路拖延至2022年才终于完工，其建造成本更从最初的51亿加元如滚雪球般膨胀至178亿加元。

加拿大倡议组织Shift Action的行政总监史考特（Adam Scott）指出，“过去二十年来，全球核能产业的增长之所以近乎停滞，绝非偶然。这并不是因为政府不愿意兴建，事实上，当局一直有政策支持核能项目。”“根本原因在于，这些项目的预算超支和昂贵程度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直接卡死了核能产业持续复制与扩张的能力。”

斩断投资风险的锁链

“如果想吸引私有领域的投资者进场，政府就必须为他们‘去风险化’（de-risking），”卡加利大学永续金融学教授科斯基宁（Yrjo Koskinen）表示。

这意味着，要说服养老基金、投资公司、能源与基础建设巨头将巨额资金投向核电厂，政府必须确保他们不会陷入超支的无底洞或漫长无期的工程延误中。而这笔保护费最终势必转嫁到纳税人或电力消费者的头上。

特别是养老基金，由于肩负著捍卫退休金的义务，对风险控制的要求更是近乎严苛。

为此，英国的“Sizewell C”引进了一种名为“监管资产基数”（RAB）的全新融资模式。在此模式下，像魁省养老基金这样的民间资本，在核电厂还处于“动土建设阶段”就能开始回收资金，而不必苦苦等待数十年、直到电厂正式商转发电后才看得到回报。

这笔回报的资金来源，直接建立在每位英国电费缴纳者的开销上——每个月的电费帐单会被强制课征1英镑的附加费。这意味着，即便工程严重延误，投资人依然能旱涝保收。

同时，RAB模式也为民间资本筑起了一道防范成本飙升的防火墙。

其运作逻辑如下：“Sizewell C”目前预估造价为385亿英镑（约合789亿加元）。如果成本不幸超支、但控制在477亿英镑（约合903亿加元）的上限之内，所有公私领域的投资人将按比例共同分摊超支金额；可一旦造价冲破了这个终极上限，民间投资人将获得“免责保护”，不再被强制注资，所有的财务烂摊子将全数交由政府出面埋单。

但这种让纳税人沦为最后防线的隐忧，随即激起了当地社群的强烈反弹。

然而，在免除超支风险的同时，投资人享有的回报却极其诱人。根据英国国家审计署（NAO）估算，工程完工后，投资者预计能斩获高达11%至13%的优渥回报率。

尽管英国政府强调，“Sizewell C”未来将透过源源不绝的廉价能源来降低整体电费，甚至可能造福至下个世纪；但审计报告同样泼了一盆冷水：消费者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至少要到2064年才可能真正实现“收益大于成本”的黄金交叉。

加拿大不愿缺席全球新浪潮

然而，加拿大并非这场核能豪赌中唯一的玩家。放眼全球，新兴的“Hinkley Point C”与“Sizewell C”两大核电厂建成后，将联合供应英国约14%的电力；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正极力放宽核安法规并提供巨额贷款扶持新厂建设；法国正推行一项高达1,100亿加元的扩核计划，预计筹建6座全新核电厂；甚至连至今仍未完全走出2011年福岛核灾阴霾的日本，也正计划翻新旧厂并重启新炉的建设。

面对这波全球核能复兴的浪潮，加拿大自然不愿缺席。

“加拿大在核能布署上拥有极其扎实的底蕴，特别是在安省。我们有着长达50年安全营运、建造这些大型电厂的辉煌历史，”能源智库彭比纳研究所（Pembina Institute）电力项目总监皮卡普（David Pickup）分析道。

事实上，安省目前有将近一半的电力，都是由达灵顿（Darlington）、皮克林（Pickering）（上图）和布鲁斯（Bruce）等巨型核电厂供应。这些电厂清一色采用了“坎杜”（CANDU）反应炉——这是一项加拿大在1950年代自主研发、随后享誉全球并出口至世界各地的金字招牌。

然而专家坦言，在加拿大重新找回当年那份熟练度之前，首批兴建的几座新核电厂，几乎不可能逃过预算超支的宿命。

“加拿大的核能黄金时代落在1970年到1991、1992年之间，那时我们几乎每年都有核电厂在某处动工。那种环境淬炼出了一支技术极其精湛、经验无可挑剔的第一线团队，”安省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能源与环境政策教授马比（Warren Mabee）指出。

“当你把这门手艺搁置了几十年后，想要重新重温旧梦、兴建核电厂，挑战是超乎想像的。”

芬兰挺过至暗时刻终迎曙光

尽管财政与后勤的荆棘遍布，但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这类攸关国计民生的大型能源项目，往往在走过超支的阵痛期后，将迎来应证其价值的历史转折。

以芬兰那座命运多舛的核电厂为例，它商转投产的历史契机，恰逢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而全面切断对欧洲能源供应的关键时刻。

倘若没有这座新核电厂坐镇，芬兰人民恐怕早已深陷周边邻国挥之不去的电价疯涨噩梦。而如今，芬兰却昂首成了全欧洲电价最亲民的国家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谢天谢地，还好芬兰当年咬牙盖好了这座新核电厂，”科斯基宁教授感叹道。“虽然，在当年工程延误、预算超支而被全民痛骂的黑暗日子里，根本没有任何人能预见到这个历史性的结局。”

图：美联社/加通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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