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城母女堕楼悲剧敲警钟 在职照顾者压力爆煲 企业可否看见“下班后的员工”｜吴慧琪

太古城一名48岁母亲与12岁女儿双双堕楼身亡，事件令人痛心。这宗悲剧，不应只被视为一则社会新闻，而应成为我们重新审视“在职母亲”处境的一面镜子。

一名每日同时应付工作、家庭、子女照顾与情绪责任的妇女，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绝望边缘？当一个人长期被多重角色拉扯，却没有足够支援，崩溃往往不是突然发生，而是压力日积月累后的结果。

双重角色下的叠加式崩溃

在职母亲承受的压力，并不是简单的“工作压力”加上“家庭压力”。更多时候，那是一种互相放大的叠加效应。

心理学有所谓“压力堆叠模型”（Stress Stacking Model），意思是当多个压力来源同时出现，而中间又缺乏缓冲，压力总和往往会远高于各部分相加。因为一个领域的压力，会削弱人应付另一个领域的能力。

对许多在职母亲而言，她们每天面对的，往往是三种相互缠绕的压力。

一：实质压力。工作时数长、家务负担重、子女学业与课外活动安排、家庭开支、长辈照顾，全部都需要时间和精力。统计处数据曾显示，在职女性每周花在家务及照顾家人的时间，平均较在职男性多出近一倍。换言之，下班并不代表真正休息，而只是进入另一个岗位。

二：情绪劳动压力。在公司，她们要表现得专业、冷静、可靠；回到家，又要成为温柔、有耐性、无条件付出的母亲。这种双重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长期累积，容易导致情绪耗竭，而情绪耗竭正是职业倦怠的核心维度。

三：归因压力。传统社会观念仍普遍预期“母亲是主要照顾者”。一旦子女、家庭或照顾安排出现问题，外界甚至当事人自己，都很容易把责任归咎于母亲。久而久之，这种内化的自责会形成“我永远做得不够好”的压力循环。

当实质压力、情绪压力与自责感同时升至高位，而身边又缺乏有效支援，人便有机会跌入心理学所说的“崩溃区”。在这个状态下，人的认知会变得狭窄，看不到问题的其他解决方法，只能看见最坏、最绝望的选项。

当照顾者忘记照顾自己

在职母亲最常见的自我照顾问题，往往不是“不愿意”，而是“没有空间”。

她们的日程表上，只有“工作时间”和“家庭时间”，却几乎没有“我的时间”。自我照顾的失守，通常从以下信号开始：

一：睡眠剥削。照顾者往往是最后一个睡、最早一个醒的人。长期睡眠不足会削弱前额叶皮层的判断力，使人更容易陷入负面思维循环。

二：情绪隔离。当一个人不再与朋友联络、不再分享感受，那不是“坚强”，而是情感系统正在关机。

三：身体忽视。不按时吃饭、不看医生、取消一切为自己而做的预约。身体变成最后一个被照顾的项目。

四：失去愉悦感。过去喜欢的事情不再有兴趣，心理学上称为“快感缺乏”（Anhedonia），是忧郁症的核心症状。

许多在职母亲即使痛苦到极点，也未必会说出口。因为她们太习惯“顶住”，太习惯告诉自己“不可以倒下”。

企业是否看见“下班后的员工”？

心理学中的“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理论指出，当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的要求互相排斥，压力会呈几何级数上升。雇主若缺乏敏感度，便会成为压力的加害者而不自知。

当然，照顾者不限于母亲，被照顾的也不只是子女。有人照顾长者，有人照顾长期病患家人，有人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他们白天是员工，下班后则是照顾者，长期在两个身份之间奔走。

近年不少企业已开始推出照顾者关怀措施，例如引入雇员辅助计划（EAP）、增设家事假、容许弹性上班或在家工作、将员工福利延伸至家人，安排员工调动至近家的分店上班等。这些措施未必需要巨大成本，却能在关键时刻为员工提供喘息空间。

除此之外，企业亦可从三个方向加强支援。

一：照顾者赋能。企业可透过工作坊、讲座或手册，提升员工照顾别人及照顾自己的能力，例如照顾SEN/长者/长期病患者的知识、自我身心舒缓的技巧等。

二：管理者培训。管理层及前线主管应学习识别员工的情绪警号，例如频繁请假、工作表现突然下滑、社交退缩、情绪明显转变等。及早发现，才有机会及早关心和介入。

三：引入职场专业支援。企业可与社福机构协作，在工作间举办照顾者互助小组，安排社工到场提供辅导，由顾问为企业作人事政策咨询等。例如将于8月1日推出的《CareForward——在职“护”航者计划》，正是为企业提供免费的在职照顾者支援服务。

一句主动关心或能救回一个家庭

太古城母女的离开，是一个沉重而巨大的警号。每一名在职照顾者，不论男女，都是带着多重角色在生活中努力支撑的普通人。
如果你是雇主，请重新审视公司的员工支援政策。弹性安排、家事假、辅导支援，甚至只是一句主动关心，都可能在某个低谷时刻，让一个人感到自己并非孤立无援。

吴慧琪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盈力雇员服务顾问”主管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