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附例︱汤家骅指发证明书安排 不存在“输打赢要”：无人知道国安需要何时出现

政府制订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发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属危害国安案件。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今日（14日）在电视节目指，有说法认为特首在败诉上诉时才发证明书属“输打赢要”，认为这观点不正确，因为发出证明书因应实际国家安全需要，假设如中美突然发生战争等，没有可能因之前没有发证明书，日后国际形势突变也不能再发。

国安附例属程序性质

汤家骅指出，理解市民对国家安全法例的关注，但强调维护国家安全能确保社会平稳，不应将法例看成侵蚀权利的条文。他认为，政府逐步修改法例，较一次过推出数十条法例，更易让市民接受，属于正常过程。

政府拟修订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发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属危害国安案件。资料图片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资料图片

政府拟修订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发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属危害国安案件。资料图片

汤家骅表示本港法例均需与时并进，国安法亦不例外，特区政府理解市民的关注，只会在有迫切需要时才进行修改。资料图片

汤家骅认为公务员划一加薪2%属中间落墨方案。资料图片

程序修改不涉追溯或加刑 

汤家骅表示，是次附属法例属于程序性质，并不影响被告是否被定罪或其刑罚的性质，认为以被告是否负上刑责的角度而言，是不重要或不需担心的法例。他以申请电动车牌照为比喻，指即使条例修改令费用增加，但申请牌照的性质本身并无改变，因此不涉及追溯问题。被问及如有人被控告抢劫，若行政长官将案件定性为有国安元素，判刑会否因此增加，汤家骅表明不会。

至于特首发出证明书的时限，汤家骅重申，条例所指的是“法律程序”，意指整个法律程序直至终审庭判决，甚至包括其后的服刑及申请减刑。

三名法官处理案件比单一法官更安全

被问到若被告在原讼庭罪名不成立后，控方上诉时，行政长官能否行驶权力发出证明书，汤家骅认为可以。至于会否予人“输打赢要”的观感，他反驳指，不应作此假设。他强调，发出证明书是因应实际国家安全需要，“几时‘发生需要’，无人知道”，举例指如中美突然发生战争等情况，“唔通你话，对唔住呀，我之前无发到，𠵱家都唔发得，因为我输了官司所以唔发得”。他重申，不能假设特首会滥用权力改变审讯结果，且由三名法官处理案件比单一法官更安全，法庭最终亦会说明涉及的事务。

判定国安威胁属行政机关责任和职权

被问及特首发出证明书的制度内没有制衡机制，如何避免出错。汤家骅指出，在普通法国家如英国及美国，过去三十年的最高法院判例已确立，判定国家安全威胁属于行政机关的责任和职权。他解释，国家安全评估基于机密情报及政治评估等政治判断，英国甚至将所有相关权力交予外务大臣，法庭不能干预有关决定。

就交替控罪的改动，汤家骅解释，交替控罪通常是由重罪变为轻罪，如由恐怖活动罪改为暴动罪。若被告承认较轻的交替控罪，其审讯过程虽仍采用国安法程序处理，但法庭必须按照较轻罪行的刑罚进行判决，不存在刑罚突然加重的问题。他续指，由于被告起初是被控以严重罪行，在审讯阶段才出现交替控罪，因此前期使用严谨程序处理并无不妥。

汤家骅提到，本港法例均需与时并进，国安法亦不例外，特区政府理解市民的关注，只会在有逼切需要时才进行修改。

公务员划一加薪2%属中间落墨方案

至于公务员划一加薪2%，汤家骅指出，市民若对公务员加薪有意见，极大可能与大埔宏福苑大火有关。然而，他认为该事件的真正责任在于特定部门的领导或管理层，涉及的仅有五至六个部门。鉴于政府共有五十多个部门，若要求全体公务员因此事而无法加薪，做法并不公平。

汤家骅续指，高层公务员（比薪酬趋势净指标）减少一至两个百分点的增幅并非严重问题，因为其薪酬本身已处于较高水平；相反，今次基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提升了一个百分点，做法合适。随着本港经济复苏，社会应与公务员分享成果，因此他认为划一加薪2%是一个合适的中间落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