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非儿脑瘫案︱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 医委会押后7.5裁决 父亲难掩失望：证据好清晰

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今日（7日）继续研讯，是日进入结案陈词阶段。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表示，由于双方证供有冲突，故只能采纳护士何洁霞（音译）或涉案医生薛守智其中一方的的证言。他又批评薛的证言荒谬，质疑薛在病人有机会出现严重的“新生儿癫癎”后，仍选择不回医院，是未有尽医生谨慎责任。控辩双方下午完成结案陈词，研讯小组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及撰写判词，押后至7月5日裁决。

男童父亲：证据已相当清晰 如判决未如理想不排除司法复核

男童父亲黎志坚出席旁听。他于会前向传媒表示心情复杂，“唔知结果系点，希望有个好结果，畀返个公道远建（案中男婴）”。他认为现时证据相当清晰，“事实系点样好明显”，又指若判决结果未如理想，不排除会提出司法复核。

对押后感失望：本身希望今日有结果 点知又押后

由事故发生至今逾16年，到今日仍未有判决结果，男童父亲黎志坚研讯后坦言感失望，“我哋都等咗16年喇，本身希望今日有结果，点知又押后”，形容心情复杂、煎熬。他认为“证据好清晰”，待委员判决出炉，“做错事我觉得应该受到相应嘅惩罚，畀受害者攞返个公道”。

他续指，当晚医生亦有怀疑男婴抽搐，“点解佢唔返嚟（医院）”，又质疑对方诊断为“浊奶”的说法是事后所编造，指薛于事发后8日与家属会面时，“𠮶时佢都有话系怀疑系抽筋，无话系‘浊奶’，从来都无讲过，就系呢两次（研讯）先讲”。至于下一步行动，他说要视乎裁决结果，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

投诉人黎氏夫妇（中、左）及协助他们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鸿昌。苏正谦摄

男童父亲黎志坚（中）。

男童父亲黎志坚（中）。

涉事医生薛守智离开医委会。

涉事医生薛守智。

控方：被告住所与医院只差15分钟路程 也无赶回医院

内地夫妇黎志坚及彭红英，2009年到浸会医院产子，疑因医生未筛查乙型链球菌，最终导致儿子黎远建脑瘫，四肢残障。夫妇2010年向医委会投诉两名涉事医生，其中一名涉事医生薛守智的纪律研讯原订2016年7月举行，薛一方当时申请押后研讯获批，前后拖延近15年。医委会研讯小组去年决定，案件拖延时间过长，对被告“不公”，同意永久搁置研讯，引起社会譁然。政府介入后，医委会主动复核决定，今年4月起重启聆讯。

薛守智被指于2009年12月22日，当其病人、初生男婴黎远建在凌晨3时31分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癎”时，未有尽其专业责任。

吕世杰说，本港法例中未有详细为“医生专业行为失当”下具体定义，而英国的相关案例会讲求事件的严重性；加拿大的相关判决中则提到，医生应先考虑病人最严重后果的可能性。今次案件中，脑膜炎与癫癎有不少共通之处，癫痫是较罕见的情况，而脑炎更是严重后果，需要由医生亲自诊断，惟即使薛的住所与医院仅距15分钟路程，却未有就病人最严重后果作优先考虑而即时赶回医院。

吕又反对辩方其中一个观点，称委员会不能“事后孔明”看待医生应作出什么行为。他说，医生需对病人作出合理的护理，认为若低于社会对医生的合理期望，则可能涉及专业失德。

医委会押后7月5日裁决。

案例指无论护士有否尽责 也不能为医生责任开脱

对于辩方质疑事件中护士通知医生时未有提供所有资讯，影响医生诊治，吕引述一宗涉及手术后遗留棉花的案件，该案的辩方指，虽医生具谨慎责任不能遗漏棉花，但同时护士亦有于术后点算物料的责任。而法庭就清楚指出，医护各有责任，各司其职，而护士是否尽其责任，亦对医生无影响，不能因为护士无数棉花而开脱。就算护士无做某些事，医生本身亦对病人有其责任，若怀疑涉及癫痫，医生的谨慎责任应回医院为病人检查。

薛守智否认护士提及男婴“好似想抽筋”

薛作供时否认护士何洁霞（音译）曾向他表示“佢（涉案男婴）好似想抽筋㖞”，又指护士是按其医嘱才为婴儿供氧。吕引述一段病人家属与薛的录音，当中薛提到“4点半话畀我听怀疑抽筋”、“我唔知系唔系”，家属问“抽筋还要怀疑吗？你的护士、姑娘唔知道系抽筋吗？”薛答“佢就系怀疑”，吕认为薛的说法有问题。

薛守智代表律师石善明结案陈词时强调，当时医生并无足够资料，判断为“浊奶”亦属合理，加上一旦裁定医生罪成，随时会引起“保守医疗”风气，损害社会利益。另外，他亦质疑，何护士于怀疑男婴抽搐后一小时才通知医生，希望委员会考虑证人可信性，惟他强调并非指控何说谎。

辩方：不应以“事后孔明”方式检视事件

石指出，举证责任永远在秘书处，被告人无需证明自己无辜，控方指薛作为医生专业失当，是很大的指控，必须有具说服力的证据。他解释，涉案男婴于3时31分首次癫癎，当时婴儿并无任何健康风险，可能是浊奶，亦可能是胃酸倒流。虽然当时抽搐表有记录男婴四肢屈曲，但其实只有15秒，同时亦有Cardex（护理卡）上的其他纪录，例如抽出的痰是白色，反映可能是浊奶；四肢触碰后就放松，“浊奶”亦可解释相关情况。男婴出生时，无早期败血病的风险因素，因此无人可确认预视到脑膜炎风险，不应以“事后孔明”方式检视事件。

若医生为所有潜在重症做检查 或酿“保守治疗”风气

他又指，故意偏离标准，或是对病人“爱理不理”导致严重疏忽才是专业失德，而非一般疏忽，需要视乎行为的本质、目的。而控方亦需有足够证据证明，任何合理、有能力的医生，都会在病人首次有可能是脑癎时，便即时采取行动。然而，此做法相当死板，若医生要为所有有潜在风险的严重病症做检查，会令医生更倾向于“保守治疗”，即为保障自己而为病人进行过量检查，导致医疗成本上升，损害社会。

石又提到，控方称何护士作供并无得益，无合理理由怀疑何会作假证供，但事实上，何已两次延迟向薛报告男婴情况，而研讯委员会必须考虑证人动机，包括何护士的利益，她有机会说谎或作刻意遗漏。他亦引述何的证供，提到若护士认为新生婴儿抽搐或癫癎，亦能在抽搐表上记下及报告医生，若于3时31分发生，却于4时30分后才通报，延迟一个小时，虽很多工作，但若是如此重要，婴儿“开始想抽搐”，护士等一小时再致电医生，反问其做法是否合理、可信。

研讯小组主席邓惠琼解释，由于程序复杂，委员会预计需时决定及处理判决书，预计需半日时间宣读判决。案件下月5日续会宣布裁决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