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卡尼訪華求破冰 外交政策大轉向能否解決加中隔閡？
【星島綜合報道】總理卡尼周三（14日）抵達北京，展開八年來首位加拿大總理訪華行程，外界普遍視之為加拿大外交路線在杜魯多離任後出現明顯轉向的重要訊號。
I’m headed to Beijing.
China is our second-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 pragmatic and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nations will create greater stability,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on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pic.twitter.com/g3rWDAo1SN
— Mark Carney (@MarkJCarney) January 14, 2026
本文評論文章由《國家郵報》（National Post）刊載，作者 Simon Tuck 為該報資深評論員，曾任《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商業及國會記者，並在聯邦政府體系內工作近20年，長期關注經濟及外交政策走向。
加中關係積怨深 訪華難有突破
分析指出，中加關係多年來一直受政治制度與核心價值差異影響，並非單靠外交語調轉變便可逆轉。中加關係於2018年12月出現重大轉折。當時華為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在溫哥華被捕，事件源於美國要求引渡，指控其誤導金融機構，涉嫌違反美國對伊朗制裁。事件在北京被視為對中國核心企業的政治打擊，亦迅速引發外交層面的連鎖反應。
孟晚舟被捕後數日，中國以涉嫌間諜活動為由，拘留前外交官康明凱（Michael Kovrig）及商人斯帕弗（Michael Spavor）。兩人被羈押逾一千日，其間外界普遍視之為政治報復。直至孟晚舟獲釋返回中國當日，兩名加拿大公民亦同步獲釋，中加關係才暫告喘息，但裂痕並未消失。
分析指出，孟晚舟事件只是雙邊摩擦的高峰，歷屆加拿大政府已多次因價值與政策立場觸怒北京。前保守黨總理哈珀曾公開表示，加拿大不會為換取與中國的貿易而「出賣自身價值」。
至杜魯多執政期間，加拿大政府持續批評中國對加拿大公民判處死刑、指控中國干預加拿大政治體系，以及就貿易行為不公提出質疑。渥太華亦不諱言制裁中國官員，理由包括在西藏及其他地區的人權問題，以及對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的壓迫。
電動車關稅成新火藥庫
雙邊緊張關係於2024年再度升溫。加拿大跟隨美國及部分西方國家步伐，對中國製電動車加徵百分百關稅。該產業被北京視為戰略核心，而中國製電動車因價格具競爭力，亦被加拿大汽車業界視為潛在威脅，恐衝擊本地產業及與美國的供應鏈關係。
北京隨即反制，對加拿大多項農產品加徵高額關稅，包括芥花籽油、芥花籽粕、油菜籽油及豌豆徵收百分百關稅，並對豬肉、魚類及海產加徵25％關稅，重創加拿大農業出口。
在此背景下，加拿大官員在卡尼訪華前已刻意為行程「降溫」，強調不應期望出現全面貿易協議。多名分析人士指出，若中國電動車未能大幅改善進入加拿大市場的條件，雙方難以達成實質突破。
不過，相關讓步亦存在高度政治與經濟門檻。加拿大汽車業界長期指控，中國透過巨額補貼製造低成本電動車，再向海外市場傾銷，削弱他國本土產業。道明經濟（TD Economics）近期報告亦指出，北京向汽車產業提供高達2300億美元補貼，導致產能過剩，為中國企業帶來不公平優勢。
此外，分析亦警告，若中國電動車在加拿大市場大舉流通，勢將觸動北美貿易體系的敏感神經。美國與墨西哥可能作出強烈反應，而在加拿大貿易結構中，中國的重要性遠不及美國。2024年數據顯示，加拿大約七成半商品出口流向美國，而出口中國的比例僅約百分之四。
外交路線急轉 經濟掛帥成主調
隨着卡尼展開其上任後一連串關鍵外訪，分析人士指出，此行已清楚顯示加拿大外交政策正由過去以價值與議題導向，轉為以貿易與投資為核心。卡尼先後訪問中國及卡塔爾，被視為渥太華在特朗普政府對多個加拿大關鍵產業加徵關稅後，急於填補對美出口缺口的重要一步。
分析指出，杜魯多在2015年至2025年執政期間高度着墨於性別平等、民主、人權等社會議題，亦屢次在國際場合強調上述價值，在部分國家眼中不但不受歡迎，甚至被視為說教，尤其是中國及印度等新興經濟強國。
卡尼上台後，明顯嘗試為這些關係「解凍」。渥太華大學國際事務學者 Thomas Juneau 指出，美國市場出口大幅流失，深刻影響加拿大的外交取向，但他亦認為，即使沒有相關背景，卡尼與杜魯多本來就會有不同優先次序，「自卡尼執政以來，方向出現了明顯轉變」。
外訪節奏明確 以回報率為先
去年11月，卡尼成為首位訪問阿聯酋的加拿大總理，與總統穆罕默德．本．扎耶德（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會面並簽署多項促進貿易與投資的協議。同一行程中，卡尼亦出席於南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直言加拿大外交將集中於能帶來最大經濟回報的國家與地區，歐洲、英國及墨西哥等成熟貿易夥伴，將較非洲等地區獲優先考慮。
今次訪華，是自2017年以來加拿大總理首次到訪北京。中國為全球人口第二大國，亦是加拿大第二大出口市場。卡尼之後將轉往卡塔爾，消息人士透露，今年春季亦不排除訪問印度。
學者直言：杜魯多年代「道德外交」退場
卡爾頓大學國際事務教授 Fen Hampson 形容，杜魯多年代的「道德示範」已被清晰的經貿導向外交所取代，並指出卡尼每一次外訪，核心目的都是為加拿大爭取更多生意。曾於杜魯多政府任職的高級政策顧問 Tyler Meredith 亦表示，在對美出口下降的背景下，卡尼對外交事務的高度投入並不令人意外，並認為今年將是加拿大經濟的關鍵一年。
分析指出，杜魯多的外交目標遠不止經貿。2017年，他推出新的對外援助策略，承諾至少九成半的雙邊援助須涉及性別平等及女性賦權。隨着政策逐步深化，加拿大與部分國家的關係亦隨之轉冷。政府在發展中國家投放數以億計資金支持婦女及LGBTQI+群體權益，並設立首位「婦女、和平與安全大使」，同時亦曾向貿易夥伴明確指出其在相關社會議題上「落後於加拿大」。
是否真轉向？內部仍有不同解讀
不過，參議院外交及國際貿易常設委員會主席 Peter Boehm 則認為，現時對貿易與投資的重視，與杜魯多年代並非完全割裂，只是在特朗普關稅下，非美洲市場的重要性被進一步放大。
渥太華大學國際事務學者 Thomas Juneau 直言，杜魯多長期在女性主義及非經濟議題上的言辭，既未帶來實際成果，反而增加外交與貿易難度，並指加拿大對他國人權紀錄「毫無影響力」。
（圖：資料圖片/加通社、iStock）T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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