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历奇18】 温哥华街坊会与我

＊ 警告：本文包含自杀和自残的细节描述。

【遗民历奇18】

　　九○年代初还是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时代，父母初到加拿大，投靠的是亲友。中侨互助会的服务，我们可曾受惠过？都三十年前事了！记忆糢糊。

　　然而，我与中侨确曾因课业而结下过因缘，哪怕只是那么个偶然的一遇。当年在本地唸书，新推出了“全人教育”的教学方针。除了学术上例行的作业以外，校方还要求我们完成毕业成就概览（graduation portfolio），当中包括社会服务一项。我的“社会服务令”即在中侨的监督下，才得解放。

　　在中侨的青年义工队中，我并没能充当什么脚色，连“跑龙套”也称不上。是伴随其他青年义工接受过西文杂志的记者访问；那篇报道曾几何时，我也翻过出来重读。只见那时候自己仅仅人云亦云，迎合着编采的方针，敷衍了几句而已。何况，自以为精警的那几句话，记者先生原来都没采纳到文内！怅！怅！

　　二○二一年从香港二次回流返抵加国，我起初也是投靠亲友。只是三十年之后重游故土，我们几乎谁都手握智能手机，随意浏览社交媒体上的各项资讯。我因而接触到服务新从香港移居加拿大的支援团体──读书会有之，心理辅导协会有之，每年盛大举行“香港人市集”（Hong Kong Fair）的主办单位亦有之。

　　然而，当时我并未敢伸手接触，因为从香港带来的疮疤犹新，心理上更伤痕累累。这些旨在开怀迎接香港人的新兴团体，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只敢远观而不亵玩焉。

　　温哥华街坊会是少有的例外。我自春后以来的半年间，尝投身于其义工团队，结识到一羣热心的执事，包括新一代的港人领袖，因而得到了一种久违了的“归属感”。

　　向温哥华街坊会自动请缨，是三月份的事。我受到职场欺凌，向校方申诉了。只是当局好像不懂得处理投诉，我转向工会求援，换来的亦只是冷处理。因为身患创伤后遗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干着急了个把月，才醒觉那也无补于事，遂向外寻求抒发郁闷的良方，并想到了将悲愤化为动力的法子。

　　温哥华街坊会筛选义工的程序，似比当年的中侨还要谨严。我通过社交媒体申请入会，成为义工，先得到网上晤谈的机会，而获见的竟是会长先生！会长先生见我热诚有加，遂将我转介到人事处，洽谈合适的职分。我随后获编“社媒组”。

　　云妮与我并非同组，却在街坊会的通讯羣里主动与我交流。我们不久后转以私讯交谈，她了解到我从前在香港教过广东话，便提议让我参加即将举行的英语应用活动。

　　“这活动缺义工吗？”我好奇地问。

　　“不缺呀！”云妮轻松答道：“只是这回我们去菲沙街试吃印度炒饭，领队是个土生土长的有为青年。他近年学说广东话，很喜欢与人交谈，我猜你们定能一拍即合。”

　　我当时因会错意而以为那人是广东话的新手，便打算把老友片冈新教授与李燕萍老师合著的粤语教材《A Shortcut to Cantonese》（2013）带上，用作见面礼。

　　首次获邀参加活动，我雀跃非常，即使仍在送餐的路上，也忍不住向云妮打了通电话，边开车边畅谈。后来说得兴高采烈，不得不把车暂停在路边“卸载区”（loading zone），以免过于分心，酿成意外。

　　岂料我才刚把车停下，尚未熄火之际，即听到了“咚咚”的敲窗声。朝乘客座的车窗外看，敲窗的是交通督导员。他鼓着脸并挥手指示，让我把车开走。

　　“云妮！等一下──”我被突袭的敲窗声吓倒了，也顾不了把电话挂上，便忙着打开车窗，誓要与督导员理论一番。

　　“把车开走！走！”督导员一直挥手也不忘厉声骂道：“再不离开，我可要写罚单的呀！”

　　那几句话触碰到我内心的患处──那时候在香港，我经历了警察这样当街吆喝着身和平示威者，并当众辱骂要表达意见的途人为“曱甴”（蟑螂）、为“垃圾”。现在这名督导员先生，竟在“安全的国度”加拿大，令我感觉他把我当作流浪狗般驱赶。

　　我即时按捺不住而对他怒吼了一声。虽然把车开走了，却不顾路面情况，加油掉了头，停在对面的“卸载区”，誓要与督导员继续驳火理论。那时候，我是丧失了常理的，因创伤后遗症，而当场“路怒”（road rage）起来。这既非我第一次的“路怒”，也非最后一次。

　　其实那督导员看到了自己倒霉遇上疯子，是节节而败退的。虽坚持自己指手画脚并非心存恶意，却是不大愿意与我当街纠缠，只回头短答了一句，便要继续巡逻而去。我可是真像疯狗似的，誓要“咬着他不放”，吆喝着让他走过来马路的对面，要求他写下罚单。

　　“来罢！来罢！大着胆子过来呀！你敢写，我敢抗辩。我们看大法官判谁理亏！”我最后还是怒吼着。

　　过了若干时候，死盯着督导员走得渐远，我才返回驾驶座，那时才看到自己与云妮还在通话中。

　　“喂？历奇？没事罢？喂喂？”我听到云妮在话筒的另一端担心地连问。

　　“云妮！原来我们还没把通话挂断吗？我……我……刚才因为‘路怒’而发了狂！”

我对着云妮“告解”后，适才的怒火顿消，却免不得啜泣起来：“对不住呀！真对不住！丑死了，自己像疯狗当众出丑，丑死了！”我只全面崩溃而不能自已。

　　“没事，历奇！你现在还好吗？先别开车，先把情绪稳定下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没事，知道吗？”云妮只顾一面地安抚完全失控的我，其他别的话都没说。我心里只知道：云妮她可没怪我。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通过电话亲历了患有创伤后遗症的我，随时一发不可收拾的一幕，并没有选择与我划清界线、撇清关系，却只顾安抚隔在听筒另一端的我。

　　我听从了云妮的话，并答应她挂线后，先务是把自己冷静下来。我是后来才给她发的长讯息，再次致歉。

　　“没事，没事。你的情况，我是‘同情地理解’的。”云妮回讯写道。

　　我事后重投了活计，仍在送餐的途中，收到云妮的又一通讯息：“那记得我们下个礼拜六，要在菲沙街会合，随着领队试吃印度炒饭呐！”

　　每名患有创伤后遗症的病友都有各自独特的病征。我会“路怒”，我会“据理”而争持不下，我会破口骂人，我甚至会因冲动而做傻事。但云妮──以及温哥华街坊会的同仁──并不曾因为我患这样的精神病而将我拒诸门外。他们纵使不明白我为何反应竟可如此地过敏，却仍抱着“同情的理解”（empathy）与我同行。

　　此记写在温哥华街坊会第五届周年晚会之先，以为芹献。

幻彩咏街坊 

文：历奇

作者介绍：历奇，生于香港，幼年移居加拿大，并于卑诗大学亚洲研究系毕业，主修中文，副修语言学。尝在港工作十余年，2021年旋归温哥华。在重新适应北美城居的同时，仍难舍香江因缘及情分，多所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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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自杀危机热线：拨打或发送短信至 988。

儿童求助专线：1-800-668-6868。发送短信至 686868。网站提供线上聊天咨询服务。

加拿大预防自杀协会：寻找 24 小时危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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