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杂志｜“奴性”变社会文化 打工仔狮子山下倦怠 学者鼓励跳出“身份”重拾生活
《香港奴工系列》 之文化篇
“狮子山精神”代表港人刻苦耐劳的特质，有文化研究学者指出，港人“奴性”源于上世纪工业时代的“劳动伦理”，强调勤奋与服从，逐渐演变成现代职场中，将辛劳视为常态的社会文化，通过教育、社会规范等深植人心。惟现代劳工努力工作，也未必能够向上流，疫后经济低迷、职场竞争激烈，员工为保住工作自我鞭策，放弃病假与休息，甚至下班后回复讯息、学习技能“投资自己”，导致倦怠与身心耗损。有学者鼓励打工仔跳出“工作身份”，重拾生活。
香港打工仔的“奴性”，可从社会文化方面剖析。1970年代，香港广泛推崇“狮子山精神”，泛指港人刻苦耐劳，成就香港由小渔村变成国际大都会的传奇。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讲师李薇婷博士指，当年经济转型，香港既有南来的华人社群，更有战后土生土长的新一代，罗文一曲《狮子山下》正是昔日写照，“大家共同面对英殖和冷战时期的急剧改变，互相扶持、坚韧地生存。”
辛苦扮“浪漫”服从成“光荣”
她指，“狮子山精神”带褒义，本应难与“奴性”挂钩，千禧后多次被应用，潜移默化成为香港面对“难关”的核心元素，如2002年香港面对经济难关，时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财政预算案》中引用《狮子山下》歌词，冀社会放开矛盾，努力创造经济奇迹；2003年沙士爆发，媒体多番引述歌曲勉励大众，“将狮子山精神连结到个人，要放开小我、成全大我，为大局着想，要忍耐。”
岭大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研究）梁仕池则指，“狮子山精神”是香港工业化时期产生的意识形态，“这种文化想像强调只要勤奋、忍耐，就会有向上流的机会”，提供一种劳动的秩序性，形成“劳动伦理”，内化于社会心理及文化认同之中，“纵使大家工作辛苦，仍会变得‘浪漫’，把服从变成‘光荣’。”他强调，“奴性”不会因国籍而异，在文化研究界，“奴性”是一种在权力结构下产生出来的“社会性格”。
梁续说，在东亚的脉络中，有学者认为“奴性”分为硬性和柔性两种运作机制，前者以高压手段逼使服役，后者透过规范和教育内化“服从”。他指出，香港属后者，现代教育按表现评分，强调纪律和校政，学生服从命令、重视成绩，承受竞争的压力，“学校预先训练学生适应将来职场追求KPI（关键绩效指标）的文化。”
资本主义营造“没有选择”假象
资本主义社会亦强化港人的“奴性”。李薇婷解释，市民作为个体，透过为资本家劳动以换取金钱过活，同时支撑大局，使资本家获得盈利；后来衍生出“新自由主义”，企业家以不同方式、弹性地增强盈利，如零工经济和短期合约等，背后却增加劳动个体的危脆性。故此，人们更激烈地竞争相对稳定的工作岗位，以免无法满足生存基本，继而服从资本逻辑而“异化”自己，放弃真实感受，“觉得请病假是偷懒，接受合约工作没有病假，再演变成带病工作、哑忍不平等对待。”
此外，打工仔会加以“投资自己”（self-invest），包括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拒绝在工作和闲暇之间划界线，在下班后仍致力“表演”努力工作的人格。李薇婷举例，员工在非办公时间回复电邮和客人提问已成常态，放假亦会不断增值，学习与工作相关的技能，“例如学习如何应用人工智能（AI）以提高工作效率。”
梁仕池也说，工资停滞、房价高企、工作机会少，让打工仔认为自己“没有选择”，不少研究劳工议题的学者认为，“没有选择”是资本主义设计出来的“劳动伦理”。他续指，加上社会要求拼搏，打工仔唯有学习牺牲自己，接受加班和放弃假期，“这种情况下很难不精疲力尽，实际牺牲的不止是时间，更是与家人的关系和健康。”
辅导心理学家陈钰瑜指，疫后经济萧条，社会充斥更大绝望感，而且群体对“成功”有传统定义，加大职场上的不安感，“打工仔怕被取代，自然不敢怠慢工作。”她又言，在此结构性状况下，纵使上班疲于奔命，打工仔跳出既有模式也不容易。故此，劳工越忙碌，工作以外越缺意义，形成恶性循环。
参考美国的文化研究学者安妮海伦彼得森（Anne Helen Petersen）出版《集体倦怠》一书，“倦怠”来自个体在强调高度弹性、不稳定的环境中，变得只为生存而不断强逼自己。李薇婷亦言，“倦怠”是整个社会、不同年龄层皆在面对及承受的状态。
她续引用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见解，“奴性”亦适用于新世代的斜杆族身上，他们不是因为老板及上司的监管而努力，而是为了更好的“功积”而自我鞭策，“以更高强的方式管理自己，内化效率和生产力。”她指，这些自我规管的个体也是过劳的高危一族。
学者冀管理层认真了解员工需要
港大社会科学硕士（辅导）课程总监黄蔚澄教授认为“奴性”二字含贬义，无奈反映现实，鼓励管理层认真了解员工需要，“员工是人，不是螺丝，可否更人性化地管理？”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研究员陈冠妤博士建议，打工仔要跳出“工作身份”，重拾工作以外被遗忘的兴趣，“生活不应只有上班。”
否定努力工作自有回报 “00后”反扑“整顿职场”
新世代强调工作与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近年衍生出“00后整顿职场”的说法。有学者认为，年轻人出现更极端的集体倦怠，正反映他们否定新自由主义“努力工作自有回报”的承诺。
香港社会竞争激烈，强调“赢在起跑线”，使年轻人普遍陷入更极端的集体倦怠。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讲师李薇婷博士指，成年人因面对极大不安全感，往往将压力转嫁下一代，强逼年轻人复制“成功路线”；为求成功，努力读书成为年轻人的“本分”，进一步扭曲成不应休息、只学习能为升学加分的技能，以换取名校“入场券”。
李续指，经济不景导致许多努力的成年人也面对失败，年轻人看在眼内，因此更感倦怠，一方面看不到前景，另一方面觉得社会追捧单一的成功形态，却同时制造出各种“失败”的标签。
岭大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研究）梁仕池亦言，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于承诺劳工可凭努力向上流动，惟此承诺在现今香港已不奏效，近10年楼价急升、工资升幅追不上通胀，加上“学历膨胀”，令年轻人意识到单靠“狮子山精神”拼搏难换取回报，“他们看见父母过劳工作，牺牲家庭和健康，最终亦无法在港置业或安稳生活。”
他认为，新生代拒绝新自由主义的“承诺”，否定牺牲生活质量以换取未来的逻辑，“拒绝过劳成为他们唯一的‘反扑’”；他们不认同“加班等于敬业”的逻辑，更重视与上司建立平等关系，而非只有“上尊下卑”的职场文化。
不认同“加班等于敬业”
梁仕池直言，年轻人像已“洞悉”现今职场的本质，认为准时下班、拒绝不必要的聚餐是合理的，同时被职场中层或管理层视为具挑衅性的行为。但他强调，真正有能力“整顿职场”的年轻人仅占少数，“一般基层劳工没有议价能力。”
李薇婷补充，有关现象也反映生活形态的转变，如新生代普遍以通讯软件为主要沟通方式，继而利用该些工具请假和辞职，而非利用电邮或书信作公事沟通。
记者：仇凯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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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奴工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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