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杂志‧人物志｜阿富汗参与700手术 衡量生死不失本心 黄诗灵坚守医者之道

麻醉科医生黄诗灵，今年5月前往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Kunduz）创伤中心，参与海外救援任务。那是她第一次参与人道救援工作，却参与了超过700场手术，每天接触经历交通事故、烧伤、爆炸伤等伤者。由于医疗资源不足，她不得不面对抉择，“救”与“不救”只在一念之间。她曾愧疚、自责，怀疑自己行医的意义，但也逐渐明白，救援也有限制，只能活在当下，尽力完成该做的事。7个星期的故事，没有奇蹟，没有英雄，有的只是无数抉择，以及与病患共处的日常。

在阿富汗，黄诗灵外出时穿着符合当地文化的服装。 受访者提供

黄诗灵（左一）与昆都士创伤中心的女性员工合照。 受访者提供

黄诗灵说，她是个幸运的人。家境普通，但从小到大不缺什么。父母为她铺了平坦的路，她走得漫不经心，直至后来独自到加拿大升学，参与几次救援组织的筹款活动，第一次意识到所拥有的多由别人给予，而非自己争取而来。她想，如果能力所及，应该去做点什么，甚至选科时，也是因为知道许多救援组织缺麻醉科医生，才选此专科。

首周受“震撼教育” 病人烧伤程度严重

今年5月，她首次参与无国界医生的国际任务，前往阿富汗北部昆都士的创伤中心，驻守7个多星期。该中心2011年创立，主要处理交通事故、跌倒、枪伤与爆炸伤等创伤，单在去年，其急症室便诊治了超过3万名病人，全年完成逾4700宗手术。今年初，该中心也开始接收烧伤个案，求诊者数量远超出医疗团队的应对能力，她加入时，正值病人激增，挑战极大。

昆都士创伤中心为遭受交通事故、枪伤、炸伤等创伤者提供全面护理。 无国界医生提供

去年，无国界医生团队在昆都士创伤中心完成了逾4700次外科手术，并提供2.3万次门诊服务。 无国界医生提供

抵埗第一周，她已受“震撼教育”。她接手两位经历油站爆炸的男病人，一位50岁，另一位23岁。前者烧伤面积超过50%，后者超过40%。她不讳言，当地医生处理大面积烧伤的经验几乎是零，深切治疗部的支援也有限，作为麻醉科医生，只能尽量提供协助，“我可以帮他进行麻醉，但中心本身能给他的不多。”

病人每隔两天须做一次清创手术，去除感染或坏死的组织，每次都要接受全身麻醉。到第5次时，黄诗灵的内心开始挣扎，“他伤得太严重，就算在香港也未必救得回来，何况在阿富汗？”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在延长病人痛苦，“我不断问自己，他真的会有出院的那天吗？”

与香港不同，中心只有她一个麻醉科医生，没有团队、教授，也没有可以讨论的同事。最终，她决定在第6次手术时，先见病人的家人，向家属说明情况，病人病情危殆，每次麻醉均有风险，风险可能超过手术本身的意义，并坦白表示，基于风险考虑，或不再为病人提供麻醉。换言之，即不会再为病人进行手术。

当病情无法逆转 几经挣扎

她原以为对方会激动提出质疑，但家属只是点点头，说会把一切交给真主安排，“他说我是特地飞来帮他们的医生，很感激我，不管我怎么决定，他都会尊重。”这是她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原定手术当晚，病人自然离世了，“对他来说，也许是种解脱；对我而言，我庆幸自己有先和家属谈过，家人接受了，病人也结束了痛苦。”

黄诗灵回忆，当时向当地医生提出不再做手术的建议，对方难以接受，“放弃治疗从来不是他们的选择。”她向医疗团队解释“纾缓治疗”的概念——当病情无法逆转，治疗目标从“延续生命”转为“减轻身体和心理上的痛楚”。从那以后，团队也开始改变。后来，一位烧伤达60%的病人入院，团队尝试治疗，但情况未见好转。几次会议后，他们决定提前与家属沟通，说明风险，也让家属有时间作心理准备。

Rosinni（左二）与治疗烧伤病人的医护团队。 受访者提供

在当地资源短缺是日常，也为救援工作带来难题。她举例，当地血库存量较少，有时每天只有少于10包血，惟创伤离不开流血，不少病人进院时均有大出血，需更谨慎决定是否输血，“每包血都很珍贵，会否下一位病人更需要？”药物也如是，她提到香港常见常用的一款升血压药，只剩下一支，“什么情况下才值得开这一支药？能否通过其他技术避开用药？”她因而思考转换方法，例如降低麻醉剂量，在合适情况下改用区域麻醉，“在资源有限的地方，便要另想办法处理。”

以前普通的事物 原来很奢侈

黄诗灵说，她必须肯定自己的决定正确，才能帮助更多病人。她提起另一案例，有老婆婆因髋关节骨折入院，但在术前检查时，其含氧量只有85，属于危险情况。她为婆婆接上氧气，做进一步检查，推断是长期呼吸系统病患，可能正值急性恶化期，手术后需要接驳呼吸机，但中心设备有限，呼吸机需优先给创伤病人使用。最后，她只能说无法为婆婆进行手术，建议转院。

同日，当地的麻醉科护士同事说，婆婆从外省坐了10多小时的车来看病，且家境清贫，这中心是她的唯一希望，转走等于从此失去治疗机会。那一刻，她感到心痛，“好像是我亲手宣布放弃病人，但真的没办法。”婆婆的家属没有表示不满，像早习惯了这种医疗体系。她直言，想治好每位病人，但现实必须作出取舍，“我们的资源只能留给一些最有可能帮到的病人。”

病人在昆都士创伤中心的门诊部候诊。 无国界医生提供

实际上，当地设有政府医院，也有医生和护士，但缺药、缺物资，有当地人和她说，医生可以帮忙，但前提是病人需先买齐针剂与药物，再接受治疗。许多病人无力负担相关物资，幸运的人伤口会逐渐康复，留下疤痕，但也有人因为伤口无法愈合，引发并发症，最后不治。

7周后，她回到原本的工作岗位，继续担任麻醉科医生，继续面对每天的手术与病人。上班第一天，她戴上手套，惊觉竟然合手，一度以为医院换了新款。她说，以前觉得普通不过的事，原来那么奢侈，“我还想再去，但要与工作取得平衡，始终香港医疗人手短缺问题未解决。如果有合适的时机和缘分，我会再去。”

肩负培训当地团队 预判情况准备替代方案

在昆都士创伤中心，黄诗灵除了负责手术麻醉，还兼负培训当地团队的任务。她说，当地10位麻醉科护士全是本地人，部分人曾接受相关训练，但没有正式的医学培训。她发现护士在烧伤处理与区域麻醉方面的知识相对薄弱，因而设计训练课程。

她说，面对大面积烧伤，当地护士沿用处理一般伤口的做法，忽略了烧伤病人常见的呼吸道风险与麻醉并发症，“打麻醉药后病人或无法自主呼吸，若没有做好准备，连插入呼吸喉管的空间也没有，无法抢救。”

黄诗灵培训当地的麻醉科团队，致力提升他们的医疗水平。 受访者提供

Rosinni（中）与并肩工作2个月的麻醉科团队合照。 受访者提供

当地环境艰难且工作量极大

她逐步厘清训练重点，教团队预判情况、准备替代方案，重点教授烧伤处理及区域麻醉的技巧。离开后，她仍不时收到当地护士传来区域麻醉成功的讯息，“我也很开心”。

她提到，护士全是当地人，生活环境艰难，但依然每天工作，且工作量极大，“工作很辛苦，但都很努力，我更想帮助他们！”她说，离开那天最舍不得一众护士，经历多日高强度工作，彼此已建立深厚的团队精神，“我们仍有保持联络，对我来说，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记者：林家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