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六四”影响深远  在这里重新学爱国

【世道仁心】不管是何种看法和解读，“六四事件”对近代中国以至海外华裔社群都有深远影响。即使在加拿大，从不少涉及中国的意见和论点中，都可发现一些痕迹。

笔者不时获邀上一些烽烟节目(phone-in)，不管话题是地缘政治、国际贸易，还是社会事件，只要稍为涉及中国并似乎是对北京政府不利，都有听众来电重复一个论调，大意是：西方势力(单位可以是国家、媒体或其他）忧虑或妒忌中国崛起，试图压制中国发展，搞乱欣欣向荣的中国社会，令北京逼着出手。

加拿大是一个言论自由社会，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何部分人对任何事物似乎都只有一种解读？这种现象，其实跟“六四”不无关系。

1989后的爱国教育

“八九民运”对中共政权是一个极大的警号，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民间衰落的现实下，亟需寻找素材填补空虚，于是找来中国历史去合理化执政权，一大波“爱国教育”应运而生。

把“爱国”与政治结合，并非新事物，在1949年9月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已明确提出“爱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1954年6月5日，政务院颁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中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要培养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和献身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志愿，加强国家观念，树立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观念。”这是“爱国教育”概念首次在中国国家教育政策文件中出现。

然而在“八九六四”后，以及在跟着的九十年代力图与国际接轨的大环境下，“爱国教育”被推上了新的高度，悄悄地用国族主义替换共产主义。

国族主义替换共产主义

在1990年5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纪念五四运动时，以《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演说，称“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又说“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通过和平演变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剥夺我国人民主宰自己国家命运的权利，使中国变成西方大国的附庸。如果失去了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也就失去了人民民主，并且从根本上失去了人权。1989年那些煽动、策划、指挥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那些叛逃国外的动乱暴乱分子，不仅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投靠国外敌对势力，进行危害祖国、反对人民的活动，充分暴露出卖国主义的立场和灵魂。他们连国格、人格都不要了，还有什么资格谈爱国、民主、人权！”

以上这段讲话，是不是似曾相识？今天很多支持中国政府的论述，基本上都以此为蓝图。

平实的加拿大式爱国

“爱国教育”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可以有很多分析讨论。笔者在此要说的是，既在加拿大安身立命，宜学习一种不同的爱国观念。

1965年2月15日，在国会山庄的新国旗官方升旗典礼上，时任总理皮尔逊（Lester B. Pearson）在辞词中说：“在这面旗帜下，愿我们的年轻人为忠诚于加拿大找到新的灵感；爱国主义不是基于卑鄙或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基于所有加拿大人在这片美好土地上所感受到深刻而平等的自豪感。”

在这里，爱国不等如爱党，不必敏感于人家对我国的批评，也无需动辄扯上民族尊严的高度。

在这里，爱国是一件很平实的事，是一种启发人对社会产生新的想像的灵感，是一动推动人监察政府、参与社会的动力。

撰文：独立时评人廖长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