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回顾40年从政生涯 谭耀宗：政改甩辘最遗憾 罕谈六四言论指当时资讯不足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去年底宣布不再寻求连任，他接受《星岛》专访时表示，个人热衷工作，亦十分珍惜过去数十年的政治经验，因此退任常委后，仍会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只要国家有用得着自己的地方，都会贡献力量。

作为纵横政坛四十年的长青树，谭耀宗缓缓谈起从政初心，自言是简单的人，从政亦是机缘巧合之下获前辈赏识。他罕有谈起六四事件前后的言论，认为当时是基于爱国家、关心国家而发表意见，可是当时得到的资讯并不全面，对全局理解不足，外界毋须过份解读。

记者：林剑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林剑摄）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陈浩元摄）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陈浩元摄）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陈浩元摄）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林剑摄）

 

形容本届常委工作最艰难

谭耀宗指，今届人大常委的工作充满挑战，2018年新上任时稍为平静，有时间熟习工作边做边学，可是接下来几年先后面对2019年“黑暴”事件、2020年《国安法》立法，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解决了一些香港长年累月以来无法处理的问题，近日亦要处理解释《国安法》的事宜，许多事情都是回归以来从未发生过。“好的方向想，当然是香港社会对人大常委会的认识多了，现在每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传媒朋友都会问我有没有涉港议题，证明大家都很关心。”

他形容这5年任期任重道远，甚至是回归以来最艰难的一届常委会，只是自觉年事已高，而人大常委又不设补选，不希望任期中途健康出问题，所以决定退任。对于接任人选，谭耀宗称不便多言，但相信新当选的36位人大代表有不少杰出人才。

谭耀宗寄语新一届常委开会要做足准备，“我的工作比起其他人大代表吃重很多，人大每年只开一次会议，常委会两个月一次，每次近20项议程、十多项法例要审议，有条例草案、部委的意见反馈、财政报告、官员任命等等，是需要很多时间了解和参与，工作层面很阔、要求很多，要花很多时间准备的。而且会议文件不会提早很多给你，大约一星期，要看过文件再准备发表意见，所以开会前一个星期会十分忙，有时候会议有重要议题，回港后更要办一些宣讲会解释给大家听。”

被问到这是否代表新任常委应该卸下其他公职专注人大工作，谭耀宗指难以一概而论，“可能也有些朋友时间管理做得很好、看文件很快、有很多助理帮忙吧。”

谭耀宗形容，本届人大常委工作最艰难。（资料图片）

 

2015政改“甩辘”最遗憾

谈到从政多年最难忘与最遗憾的经历，谭耀宗重提2012年立法会选举。其当年作为民建联主席，在新界西地区直选冒险派出3张名单迎战“想抢多个位”，最终他、陈恒镔、梁志祥悉数当选，得知结果后“激动到喺台上喊出嚟”，说起这段经历时，仍然津津乐道。

至于最遗憾事件，当数2015年政改表决“甩辘”，当时建制派因“等埋发叔”一度离开会议厅，却因协调失误，没能制造流会，最终方案被大比数否决。谭耀宗坦言事前有人初步酝酿离场制造流会，却没有人事先与所有建制派打招呼，最终“有人唔明”而没有离场，虽然就算建制派齐人在场方案都是过不了，可是此事予外界观感很差。“事后真的很自责，我自己都在场，都没能阻止这事发生。”

被问到有否退休打算，73岁的谭耀宗表示，多年来深度参与香港政治，没停止过，希望好好珍惜这些工作经历，“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当然都愿意承担。”他强调不续任人大主要是基于年事已高、常委工作量非常吃重，可是其他工作岗位如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民建联会务顾问等，未来自问仍有能力担当。

2015年立法会表决政改，建制派为了“等埋发叔”拉队离场，却因协调失误未能制造流会，方案被大比数否决。谭耀宗指这是其从政生涯最大遗憾。（资料图片）

 

2015年立法会表决政改，建制派为了“等埋发叔”拉队离场，却因协调失误未能制造流会，方案被大比数否决。谭耀宗指这是其从政生涯最大遗憾。（资料图片）

 

2015年立法会表决政改，建制派为了“等埋发叔”拉队离场，却因协调失误未能制造流会，方案被大比数否决。谭耀宗指这是其从政生涯最大遗憾。（资料图片）

 

2015年立法会表决政改，建制派为了“等埋发叔”拉队离场，却因协调失误未能制造流会，方案被大比数否决。谭耀宗指这是其从政生涯最大遗憾。（资料图片）

 

2015年立法会表决政改，建制派为了“等埋发叔”拉队离场，却因协调失误未能制造流会，方案被大比数否决。谭耀宗指这是其从政生涯最大遗憾。（资料图片）

 

爱国情怀受3件事启发 包括六七暴动

谭耀宗从政之前，曾任职售货员和橱窗设计员，七十年代加入工联会属会，涉足政治缘于1982年出任工联会副理事长、劳工顾问委员会劳方代表、基本法草委，1985年循首届立法局间选当选劳工界议员，九十年代一同创立民建联。谭耀宗坦言年轻时未必想过从政，形容是“机缘巧合”：“很多朋友都问起我为什么（从政），其实都有一定的机缘巧合。我在1979年原先是负责业余进修中心，在工人俱乐部，做些文娱康乐的工作，不过后来会方开会集体决定，推举我出任副理事长和劳方代表。可能因为我在大机构任职过，当时三十多岁比较年青、懂一点英文，文化程度以当时的工联会来说算是不错吧。”

他又谈起对国家的民族情感来源：“1967年的事件（指六七暴动）我没有参与，当时年纪还小，不过当时我都对港英的高压手段很反感，这增加了我对国家的感情；加上我的父亲是海员，他的工作直接感受到国家的兴衰，海员工会里也有很多爱国的讯息，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之后我所工作的公司，员工都很爱国，对我也有些影响。”种种因素下培养起其爱国情感。再加上当时的时代背景，八十年代之前劳工在社会上没什么地位，难谈政治参与，但因为大环境转变，香港即将经历主权回归，工联会作为亲中左派最大组织，造就他在政界的发展空间。

谭耀宗于1989年六四当日，曾在港台《城市论坛》上批评军事镇压行动。（《城市论坛》截图）

 

罕有谈六四言论：当时理解资讯不全面

提到爱国左派，外界除了联想回归后的事件外，也很容易联想到八十年代末。八九民运期间，香港政界曾不分政治阵营支持北京群众，参与多场集会游行及参与联署。至六四凌晨的军事清场行动后，谭耀宗曾经在于港台《城市论坛》上公开表示“强烈谴责北京当局”的镇压行动。然而自九十年代，亲中阵营对事件封口，每年六四前夕，总是有网民重提他们当日的言论。

事隔34年，谭耀宗罕有详细谈起当日言论，明言并非什么禁忌：“六四事件回头看来，当时确实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想见到，当年国家贪腐严重，或许改革开放初期有些事情没有抓紧管好，所以有些学生走出来抗议，初期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后来国家的形势很险峻，当时的背景是苏联濒临解体、东欧巨变、共产党备受冲击，如果这个动乱继续下去，整个国家就散架了，会被（外国）乘虚而入。站在邓小平的位置，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改革开放搞不下去了，很危险的。”

谭耀宗表示，当时只是透过香港的媒体了解北京状况，所得资讯还不全面，尤其内地政府面对的迫切困境，要事后回顾才会明白更多：“当日我答应了《城市论坛》出席节目，之前又参与过其他游行，但清场时，我们对资讯了解得不多，所以在那个情境中，表达了一些自己的不满，不太接受处理的方法。你说当时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手法呢？那当然了。可是1949年建国以来都未遇过这种事，不知如何处理这些动乱问题，最后处理不来，要出军队，军队又没有什么防暴经验。”

谭耀宗说，当时大家都是出于爱中国、关心国家而发表意见，别人喜欢重提他当时几句说话，其本人倒不介意，不过当时单凭几个画面之下发表的评论，未必有太大的参考价值，他亦相信中央有从事件总结经验和教训，继续改革开放道路。

寄语青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谭耀宗如是总结数十年的政治生涯：“我的人生可说十分幸运，很多时都遇到好的机会，既然有就要更加努力。昨晚我和一些青年谈过，提到有时年轻人工作不可以太急功近利，如果你表演亮眼，自然会有人赏识，就正如我当年在工联会做文康体育工作，给到会方信心，有其他工作机会时他们就来找我，机会就是这样来的，有的时候不必强求，适当的时候再争取，有表现的话，大家有眼见的。”因此他寄语青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要看轻眼前的每一项工作，机遇总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两任民建联主席曾钰成（左）、谭耀宗（右）。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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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耀宗一向予人感觉作风沉稳、说话谨慎、不苟言笑，这一点与同是民建联元老的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完全不同。访问尾段，记者心生好奇问起原因。

谭耀宗笑指：“我十分敬重曾生（曾钰成），他是个很聪明的读书人，问题分析很有深度，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事，我没他那么八面玲珑，我是个很简单的人，不会转弯抹角，还是稳重一点吧！万一说错话，无法自圆其说就麻烦了。可能这与我的背景有关系，我还是喜欢当一个踏实的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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