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改革开放根本 转换mindset

笔者同国家改革开放发生“渊源”,是我从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回到香港大学母校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后,并于一九七九年获委任为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斯时开始与内地开展互动交流为始点。

在亚洲研究中心工作时,其中一项工作重点和使命,是担当一个桥梁,推动国际以及区域的研究和合作。当时,中国共产党刚举行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家开始推行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而中国研究是学者的热门课题之一。由于当时研究资料有限,我们要循不同途径,例如《人民日报》等的报道,去推敲内地的社会发展动态。笔者记得,当时也有一些外国学者带着电视机,走去沙头角边境接收内地的电视讯号,即使只收到仅有的几个影像,大家都如获至宝。

八十年代 内地学者来港交流

改革开放期间,香港商人除了向内地注入资金、管理、技术的支援外,也提供制度的转移,包括土地的使用和分配、资本市场的制度运作与规范,让中国从一个封闭的社会,逐步逐步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当中,香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深圳的高速发展,与香港的渊源也是最深。

然而,光靠制度与管理的改变,显然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我觉得,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还是改变当事人的心态(mindset);笔者供职的港大亚洲研究中心,于一九八○年代便举办了很多国际会议、设定国际交流计画,并邀请内地的专家学者到香港出席及访问,由于这些学者当时出国交流不方便,香港恰恰可以作为一个平台,让中外学者进行互动交流,加深双方的了解及认识,对当时内地人改变固有的mindset,筑建了一个基础和起点。

周六上深圳给省长市长上课

除了组织内地学者访问交流团和举办国际会议,我们一班来自各界别的专业人士,在一九八○年代也到深圳组织了很多系统性的培训班。当时,我们还年轻,抱着满腔热血,每周六从香港坐一小时火车到深圳,星期日晚上回香港,用深圳的中学校舍为全国各地省长、市长及县长上课,讲解一些西方的观念,例如经济学、管理学、法律等,使他们的“脑袋开放”,他们不一定对西方的思想“照单全收”,但至少要令他们知道,还有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及管理模式存在,可供参考。

我还记得,一九八○年第一次去广州中山大学讲课时,当时的接待单位认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比较偏向西方,故以咖啡,而非中国茶招待我们。有趣的是,当时人用碗去盛咖啡,就好比用碗盛载豆浆一样,大概那时他们还没有西方的咖啡杯碟吧,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咖啡是如何冲出来的。另一个让笔者今日还历历在目的,是入到洗手间,见到一些“一次性”使用的肥皂,十多个肥皂堆叠一起。可能因为当时物质资源太匮乏,清洁工友见到未彻底用尽,也放回原位,舍不得浪费弃掉。今天,国家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回想起来,仍深刻感受到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的热情,以及国家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毅力。

陈坤耀教授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董事局主席

《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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