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大选引发愤怒浪潮 各党选后必须努力化解

■杜鲁多在竞选活动中遇到粗暴的示威者。 加通社资料图片

以发自内心的愤怒去迎接上门拉票的竞选团队，愤怒的抗议者形影不离地紧随党领的竞选足迹，向总理掷碎石，用最卑鄙的方式侮辱。
这里不是“特朗普北方王国”，但也不是令人欣慰的神话似的加拿大。
在周一联邦大选后无论谁组建政府，任务不仅是实施政纲，并且还要试图纠正国民的怒气中具有腐蚀性和令人担忧的成份。
加拿大人传统上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和平的国度，一个值得称赞的公民社会，礼貌的象征。
我们没有经历过最近的一些冲击，例如今年1月美国国会大厦遭到暴徒攻击，或2016年英国国会议员考克斯(Jo Cox)被谋杀事件；但并不是说我们的历史没有政治暴力。
我国建立在消除原住民障碍的基础上，在联邦刚成立几个月，国会议员麦基（Thomas D’Arcy McGee）在距国会山咫尺之处被暗杀。
民调专家纳诺斯（Nik Nanos）在他的《选民愤怒时代》（The Age of Voter Rage）一书中明确指出，最丑陋的情绪不再局限于一些传统场所，例如道路、溜冰场和机场。
在这次大选中，安省圣托马斯（St. Thomas）的一名男子，也是加拿大人民党的一名选区协会主席，在一次竞选活动中朝自由党党领杜鲁多扔碎石，被控一项持武器袭击罪。
同样在竞选期间，一名男子以针对杜鲁多夫人以肮脏侮辱来进行嘲弄，而反对疫苗抗议者不是在立法机构而是在医院门外发泄怒气。
纳诺斯和其他观察人士警告说，虽然偶尔的攻击和一些辱骂的例子可能不会构成危机，但政治越来越处于有毒的氛围，威胁和暴力激增，令人担忧。
亚当斯（Michael Adams）在他的著作《会发生在这里吗？》（Could It Happen Here?）中写道：“你不必翻阅历史书就可以找到突然偏离权利、民主治理和宗教宽容的社会的例子。”
在纳诺斯的书中，他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
首先是选民的愤怒是复杂的，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来源和触发因素，但愤怒确实很容易越界。
其次是，愤怒由相对较小选民群体的躁动引起，主要是那些感到被全球化边缘化、被政府机构忽视或服务不佳、害怕快速的社会变革、因失去希望而感到沮丧、被社交媒体鼓动的人。
纳诺斯说：“在许多情况下，民粹主义风格的政治更多是惩罚当权派，而不是推进连贯的政策选择。”
所有党领迅速明确谴责
值得赞扬的是，所有政党的领导人都迅速而明确地谴责了针对杜鲁多的攻击，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线，将合法的异见与完全不可接受的异见区分开来。
尽管如此，愤怒的蔓延似乎已从美国越过边界，自2016以来，愤怒在美国的表现尤为突出。
纳诺斯写道：“不应低估选民的愤怒情绪。这表明对脱节、不满和经济悲观主义的基本诊断尚未得到解决。”
他又表示：“选民愤怒的时代使人们质疑民主如何运作，是否有效以及为谁服务。”
美国作家克莱因 (Ezra Klein) 曾表示，极端和愤怒的人“几乎可以为任何事情或任何人辩护，只要是有助于他们的，结果是一种缺乏护栏、标准、说服力或问责制的政治。”
纳诺斯说，这些问题不会通过改变执政者而消失，只能通过改变系统来解决。
如果他是对的，联邦自由党未能兑现在2015年的选举改革承诺所带来的后果，比人们想像中的要严重。
不平等和身份认同的双重挑战需要解决。
经济不平等造成生存压力
经济不平等正在给社会造成生存压力。“赢家”需要带头打造更好的方式，为那些为经济改革付出代价的人制定新政。
同样，像我们这样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兴衰，不仅取决于对新移民的容忍，还取决于移民受到的欢迎和支持。
媒体也必须审视他们放大最愤怒声音的倾向，使少数人的不满成为竞选活动的杂音。
有人说民主的基础是三个概念：代表性、问责制和平等。
在加拿大，有证据表明一段时间内对所有的成绩都不满意。应对这些挑战，重新构思护栏、标准和问责制，既困难又必要。
毕竟，和平、秩序和好的政府是一种愿望，而不是一个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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